百 年 伤 痛

静笃版主(刊《散文百家》2000年第9期)

作者2000年在莫高窟

 

  余秋雨《文化苦旅》开篇连续四篇都是写大西北,大概是因为苍凉、悠远,才有苦旅之感。说起大西北,首先让你联想的是莫高窟。因为莫高窟,才有今天如此众多的文人学者梦绕魂牵这苍凉和悠远。

  莫高窟给我的感觉是伤痛。伤痛中带有苍凉。神秘的第17窟藏经洞的发现和它的故事,留给我们的是百年的遗恨。痛恨之余被世人唾骂的当然是王道士。

  对王道士的恨在哪里?从这张长长的菜单的记录或许可以说明:

  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发现神秘的第17窟藏经洞,内藏有三国魏晋至北宋700年间卷子5万余卷。

  1907年,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用200两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运到伦敦大英博物馆。

  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

  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也先后探险至此,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

  那些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是很难再回到祖国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当然痛心疾首。但我们的痛恨仅仅就一个王道士可以了得?

  王道士叫王圆篆(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他本人出生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出外谋生,流落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人称王道士。后云游敦煌,大约在1892年左右,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曾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洞窟的清理和护管。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王道士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王道士用他那双枯瘦的手打开了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秘密。在他的墓志上这样记录着:“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藏经洞发现之后,怎么办呢,王道士首先是徒步行走50公里,赶往县城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洞内的两卷经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县太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当作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藏经洞发现的第三年,敦煌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他再次登上“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带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带走。可叹的是,汪知县也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再无下文。

  两次找知县无结果,王道士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里精心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合廷栋。这位廷栋大人称得上是位学问人,倒是仔仔细细地看了,但既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大价值,也没考虑做如何保护,只不过从书法角度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王道士的一次次苦口婆心的求助,终是对牛弹琴。

  几年过去了,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要部分古物,但目的也只是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叶在《语石》一书中说:“先后寄贻来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直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可以看出,叶昌炽的鉴定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采取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捡点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年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道士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值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们哪里顾得上这等小事。王道士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至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时,他已伴随藏经洞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了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佚散的很少。对斯坦因的到来,王道士是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斯坦因用欺骗手段得到了藏经。斯坦因这样叙述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斯坦因历经一年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伦敦大英博物馆。但是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和学术界的注意。然而,没有任何人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随意出售藏经洞内文物。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来到敦煌,由于他精通汉文,挑拣的卷子更有价值。希伯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在六国饭店展览。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未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余秋雨在他的《道士塔》中说:“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很多专家和国人也怀此恨。从敦煌回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索着人们对王道士的种种责难,思索着他的功与过。

  我是普通人,敦煌对我极富魅力。然而我千里迢迢来到时,能得到的仅仅是一片鹊声中的导游只言片语的介绍,参观安排只有十几窟,每一窟的停留时间也受到限制。关于敦煌的史料就更难看到听到了,唯一办法就是买本书回家慢慢去看吧。专家们可不一样了,来去是鞍前马后的接待,参观有周密的安排,研究有详尽的资料和精密仪器。由此我联想到王道士,他不正和我一样卑微,一样渺小吗?与专家学者和名流们怎个比。专家懂之乎者也天文地理,保护文物有一二三;名流可以呼风呼雨,高瞻远瞩有保护经略。王道士只是一个只字未识的宗教信徒,没有读过马列,也没有学位职称。当然不能从历史高度,从民族利益的高度,从学术研究的高度来保护他身边的文物。他力所能及的就是对宗教的虔诚,每天做些清理洞窟的积沙之类的琐事,徒步50公里赶往县城找县令,骑着毛驴800里赴肃州求道台大人,给清宫老佛爷写秘报信……这位吃着粗饭淡茶的普通人,奉献了他近40年的生命,几十年如一日拖着疲惫的身躯辗转往复,用那双枯瘦的手,做着一位普通人对莫高窟的“小事”。但这样的“小事”名流们又能默默无闻地做多少?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前58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可谓达官闻人了,然而他又能守住国门?假若是林则徐发现了这藏经洞,结果又会好多少呢?!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看,这是一大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到国外的敦煌文物却都比留在国内的幸运得多,都是由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来到以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理会。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世之后,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中的价值,此时他们一哄而上的不是考虑保护文物,而是千方百计窃为己有。一时间偷窃成风,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这才是敦煌卷子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失窃一部分。最后运抵学部时只剩8600多残卷。当时的学部大臣李盛铎又将其中精华细心筛选,据为己有,再以较长的卷子撕裂成数段,以充足数。李去世后几年中,其后人曾卖给日本人400卷。即便在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的经卷被抄家抄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道士痛心疾首。刚发现时,因为他的保护,未发生过大量散失的情况,而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近于愤怒。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时,王道士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述着:“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蒋师爷即蒋孝琬)的话,受了那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卖予斯坦因,或是自己藏起来,也不愿让经卷受此劫难。究竟是谁在保护,又是谁在损害,人们自有看法。

  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已经有一个世纪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已70年。他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士,但他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凡。他是文盲,一生中不仅与普通百姓接触,而且与不同阶层的官员也打交道。不同寻常的是,他与斯坦因、伯希和这样著名学者周旋时,也能不卑不亢,处事有序,实属不易。作为一位留名历史的人,很难用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他的功过是非。

  据后续报道,敦煌考古又有很多新发现,从莫高窟的北区再次发掘243窟,从而使莫高窟的洞窟增至725窟,出土经文有汉、西夏、回纥等8种文字,其中首次发现了叙利亚文字。今天,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无论怎么说,藏经洞的发现都是一种贡献,一个了不起的发现,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孙们为他修建了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耸的道士塔时,心中感慨难以言状。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号称中国近代文献的四大发现,历史却偏偏开这样的玩笑,把敦煌艺术的处置权柄授予了王道士,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然而,悲剧的恶手就是不经意的王道士吗?这是世纪留给我们难以释怀的伤痛和沉重的思考。在我们一路高歌盛世收藏的时候,很多有志之士在做着海外流失文物回流祖国的事,当我们看到圆明园回归的那些兽头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敦煌那些流失的文物,想到百年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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