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  泪

黄永玉


  凤凰县是一座山城,城墙沿山蜿蜒而成,上上下下乡成一个不大的花边。现在的人口也不过才一万七千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居民想必就更少了。

  北门城外有一条清水河,河底满是鹅卵石和房子般大小的石块。行家们在那儿钓鱼,孩子在那儿洗澡(我们把游泳都叫做洗澡,大小苍蝇和蚊子一律都叫做蚊子)。

  河上游,绕几道弯就是苍翠之极的峡谷,两边的竹林和古树盖满了山岩,太阳要在一定时候才照得到某块地方。黄鹂和画眉在里头唱歌,高高的岩石上懒洋洋躺着等太阳的豹子。

  大清早,太阳隔着浓雾照得满河通亮,北门河岸尽是洗衣的女人,用"芒槌"在使劲地捶着衣裳,大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不知甚么原因就在河边打了起来,滚在水里搏斗!……可恨的是,交战双方的年青丈夫居然搭着肩膀坐在城垛子上观战,褒贬着战况的得失。

  河下游有一组密集的景色。

  一座挂满了高高低低房子的三拱桥。桥上俨然一条街肆,卖粉面糕点,针线,中药材,年节用的纸钱神供,绣货,衣着,皮货,布鞋,过路伙食,丹膏丸散,老鼠、跳蚤药……

  桥左河边一排吊脚楼延伸到红岩的地方就开始拐弯了,以下的楼房大多夹着盛开的桃杏花和桔柚果木。桥右近处一座小山名叫"诸葛亮",其实是诸葛武侯寺,山上多高树,适于乘凉和远眺。端午节划龙船的时候光看这山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苗族阿雅就不算白来凤凰一趟了。

  岸边有打铁铺。一般说,铁匠的脾气都不太好,眼睛鼓鼓的,而且瘦,但是力气大。他不象屠夫,屠夫们会蹲在案桌里头用火锅子炖好吃的东西,喝大碗的包谷烧酒,粗着嗓门放肆地讲下流话。铁匠不同,他们深沉,说一句话有两斤的分量。徒弟努力用心思领会师傅的意思,长大也好象师傅那样工作。他们倾前倒后地拉风箱;从炉膛夹出红通通的原料来敲打。徒弟抡重锤,师傅拿小锤,看起来不公道,实际上小锤是要音乐指挥的指挥捧。三两个人按照一声号令敲击起来,四射的钢花,威严到家。事情完了,利用余火,架上饭菜锅,胡里胡涂吃一顿饭完事。铁匠家请客是没有甚么好吃的,连他们家的饭菜都很"严肃"。

  但是岸边的铁匠打铁能工巧匠能弄出很好的声音。打个比方,你用一个大碗盛大半碗水,你轻轻敲着碗边再让它荡漾起来,那种声音放大一万倍,就是大桥边铁匠打铁的声音。说的是荡漾与回声。三面是山一面是桥,底下是水!一个岩石造成的大碗盛满的水……

  这里把山鹰叫做岩鹰。大桥边的岩鹰很多,老是在空中盘旋,然后一下子蹿下来把水里的鸡肠鸭肚叼在爪中。它们嘤嘤地叫着,十分之自在。

  正对着大桥的地方叫万寿宫,有精致的楼阁和十余棵古柏,门口石板砌的平台可看到大桥及左右的正面风光。柏树长得森穆可敬,一种甚么白鹤和灰鹤经常在上头做窝。宫右边的民群设计得很花心思,一扇扇糊着白纸的窗子很叫人动心。万寿宫过去租给人做道声,几天几夜锣鼓喧天。晚上放荷花灯,眼看着几百盏发着温暖粉红光点的荷花,伴着箫笛细打漂到远远的下游去……

  再下去是"蛮寨",许多桃李花和梨花树林,清明节上那儿挂坟,坐在嫩草坡上吃"社饭"。

  城里头全是青石红石铺成的街道,石板下有水渠以消化积水。下雨的时候,半夜三更能听到墙外穿钉鞋路过的行人、庙宇檐角铁马风铃的声音。

  凤凰山上有庙,庙里有和尚道士和尼姑。孩子们不太喜欢尼姑,剃光了头的面孔,缺乏营养,表情呆滞,看了令人失望。女人天生应该可爱,红颜悦色,会唱山歌,会骂人。她们不可能会。她们只会念经,而且难听。孩子们只佩服她们一样,住在山上的大庙里居然不怕鬼,甚至相信她们真的有点甚么法术。

  和尚就不同,可爱得多。首先是跟他们开玩笑不生气,穿着也很有点意思,尤其是腿上那一副绑腿很象是真的侠客装扮。他们时常提了根禅杖,捏了个本子到处化缘,精神得很。

  道士们比较孤僻,有副自高自大脱离群众的神气。孩子们进道观去看点什么马上就给轰出来。但是孩子们好奇,总有办法趴在墙头看他们过日子,原来他们跟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哈哈大笑,也会骂娘,也谈一些令我们大吃一惊的东西。他们的长相有意思,穿着也令孩子看了舒服。那一股长胡子留得也确实好玩,和书上画的一模一样。

  住在山上庙里而不是和尚、尼姑、道士的,是一个打更报时的妙人。

  黄昏一到,观景山就会响起"更梆子声"。九点以后,一更开始直到天亮,"更"声就会不绝于耳。众人皆睡他独醒。众人在他"更"声的摇篮中安睡。

  准确,忠于职守成为习惯,加上他整个上午在山上熟睡,人们几乎偶尔才想到他。例外的是半夜里哪家失火,他就会马上敲出密集的"更"声报警某种节奏点子使内行人一听就明白是城内外哪个方向出的事。 换"更"的时候他也敲出三两分钟的密急点子。这位孤独而寂寞的"更"手,对自己这份职务是颇为精益求精的,下午睡醒下得山来,他会在街上拉住一个熟人问:

  "如何?三更换四更的那个点子密不密?"
  "'潮神'!哪个三更半夜躺在床上听你换'更'!"

  "没听到是不是?有什么好图呢?神圣的职务并非都是通俗易懂的。没有谁爱过他,连他曾经以诗情抒发过的"摇头摆尾踱方步,学堂女生随待着"两句愿望也没有实现,所以也没有子女。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呢?谁也记不起来了。

  小学在傍山的一座高坡上,孩子们学过四书五经,诗词欣赏,也学过自然科学和"的、了、吗、啊"。校舍很古老,周围是庙、寺,有许多菩萨。一座幽静异常,满布奇石怪壑原石莲阁就在学校的左边,石级、亭台、庙宇给一种结黄果实的名叫"毘利扒子"的树荫层层覆盖,几乎不透阳光。这真真算得上是留给后人的一个高尚而聪明绝顶的建筑艺术遗产。

  不能说,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驯服的。

  尽管你学校办得再好,对于学生来说几乎都是牢笼。学校和社会相比,知识和有趣范围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上学的路上,出东门向南门沿城墙半里地,整条"边街"都是雕刻菩萨的。今天才是一个雏形,五天后就会变成一座神形俱备的坐式观音。怎能不令一个在课堂呆坐的孩子悬念?

  城的另一头有纸扎铺,竹篾片扎成的一丈多高的鬼王架子,一天工夫糊上了纸,三天之后全描上了金碧辉煌的颜色。由于铺面太小,而不得不在街上进行工程操作。半夜三更来了暴雨,孩子便会为那个不幸被淋坏了的鬼王惊醒。

  一位姓侯的哑子,是凤凰孩子们的艺术旗手,他的作坊是孩子逃学的庇护所。他的风筝、狮子、龙灯的手艺是全城好手之冠。他和他的外婆相依为命。隔三两年就会发一次疯,到处跑,吃狗屎,然后又正常起来继续做他的风筝,画精彩的古代人物。从哪里学来的本领?谁也不知道。完全是一套永乐宫壁画的元代绘画传统。他的经历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西门坡底下,一个没有妈的七岁苗族孩子,用墙上剥下来的石灰,在石板上画画,画人骑水牛,水牛过河,苗妹崽放马,水门口木船运桔子、甘蔗,老师长坐八顶拐……生动而精确。他流着两条又长又黄的鼻涕,在他的面前,流不流鼻涕就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遗憾的是他爸爸不喜欢让别的孩子跟他一道,恐怕别的孩子伤害他罢?叫他一声,孩子马上起身往回走进他那又小又黑的屋子里去。这真使人怅惘而忧郁。

  一位杨老先生教孩子们《古文观止》,有时还讲一点音韵知识给孩子们听。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赤塘坪远远传来杀人的号音,孩子们一哄而起地跑得精光。

  那时候赤塘坪经常杀人。杀人就是斫脑壳。十岁、八岁大的孩子,那时都看过斫脑壳。成人们聊天时,常提到哪一个犯人挨斫之前何去何从的气派和哭哭啼啼不中用的表现。为什么要杀这些人的问题却很少为人谈起。一个人的权力大到说杀谁就杀谁的程度,调查研究还值得几个钱呢?可也是。

  有一天道台衙门门前,绑来一个叫做"鸡公大王"的人,奇怪的是一座倒栽着的木菩萨绑在他的背上,还有着一些更吸引人的事情。围满了人。

  "你要死了,晓得吗?"孩子问他。
  "唔!唔!唔!"
  "干吗他们要杀你?"
  "唔,唔,唔!"他喉咙里只肯发出原始的回响。

  北门考棚对面有座高大的照壁,钉着几排大铁钉。时不时从乡里挑来一担担切下来的人头,其中还有几岁大的孩子,一串串人的耳朵。人们才明白钉子的用处。

  五六十年以前的凤凰,真象外人所传说的是个奇幻的乐土吗?

  冬天,人们走街串巷去看傩堂戏,家家打粑粑,四处有梅花开,半夜是满城猪叫,爆竹响个通宵,接着是狮子龙灯一直闹到正月十五。

  春天来了,草绿了,遍山阳雀叫,乡里的"春倌"进城,提了装着春牛和"傲谩儿"的篮子,到家家户户去"讲春"唱歌,报告节气。孩子们开始放风筝,上山摘"茶苞",采好吃的"毛毛针",蕨菜,……

  夏天,孩子们下河洗澡,捉鱼,跟大人赶场,跟大孩子上山看他们找女孩子唱山歌。到松树林子里捡菌子,太阳快落的时候才过"跳岩",远远看见坐在城垛子上吹竖笛的小苗族孩子,真是又好看又好听。

  秋天木叶凋零,到处沾染凉气。一筐筐的桔子、柚子、板栗、核桃桃进城来。孩子是大人的跟屁虫,在山上满处跑,捉果子狸,网鹌鹑,打野鸡、豹子,野猪。

  有时在家里能听得见算命先生拉胡琴过路,去街上看外省人耍猴戏,或是带着小女孩和小狗挨家挨户表演"狗冲舂臼"。

  即使是孩子,也能朦胧地感到一种特殊的社会变异、震动和不协调。为什么诗意、牧歌、欢乐能跟苦难、愚昧糅合在一起呢?活象满满一碗调和了蜜糖的痛苦的眼泪。

  民族文化命运的悲苦,与民族文化所表达过的悲苦内容根本是两码事。文化是经得起苦难的研磨的,它永远不会绝灭,只是它表达的方式和形式多种多样,有时甚至仿佛只剩下了零。记得许多年以前,跟一位朋友在颐和园参观慈禧太后的床,硬木板上垫着丝棉褥子,我说:"多愚蠢的生活方式!" 那位朋友笑了。他说:"幸好她愚蠢,若果聪明,今天我们怎么得了。"

  那是实话。落后的暴力,怎能适应人民强大的意志关系?不单历史站在人民这一边,连大自然也站在人民这一边。

  凤凰县那时候文化、政治、经济的崩溃是必然的了,山雨欲来,当地的老百姓若不是找一片屋檐躲起,便得让鲜血淋得全身湿透。跟外头有点点关系的家庭,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走。有抱负的青年则远远地走向延安。

  风景和情调当不得饭吃;正如一年不看画、不听音乐死不了人一样。生命的末端是个最实际的所在,也是最令人费神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在十岁孩子的眼中已经是个很老的人了。老头子、老太婆也是天生就有的。孩子最害怕的是过完暑假、寒假以后的开学,怕星期日的下午。有的孩子甚至认为成人是非常愚蠢的,有了钱却藏在口袋里而不去买东西吃。

  但是也有佩服成年人的地方。

  学校的老师其实也是个大孩子,也在忙于自己的前途的设想和行动。许多事情是颇使孩子们佩服而受到影响的,那就是读外来的杂志和课外书。

  老师们订了杂志,孩子们也沾了光。孩子们从那里发现了书本以外和县城以外的世界。

  杂志中,当时最受益的是《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其中许多作品,训练了孩子用漫画的角度去推动观察和思维能力,迅速地判断生活中明显的错误和正确性。它很合乎凤凰当时这个动荡的小城的孩子们的口味。

  人可以用各种角度和方式去品评世界;用漫画的角度看世界却最有趣味,最有力量。孩子们的交谈,有时不免也让成人们偷听到了,他们发生疑问: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发育过早?"

  在班上的壁报中出现《时代漫画》与《上海漫画》改头换面的嘲讽凤凰社会和开学校玩笑的摹仿品。样长还好,他只觉得孩子的作品不太高明,笑笑完事。孩子自己倒得意非凡,真以为自己掌握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武器,居然大着胆子,老着脸皮把一份叫做《坦途》带有漫画的壁报贴到女子小学门口对面墙上去。后来也没听说有过什么辉煌的战果。

  从此明白,有种美术只要先把事情想好,凑合成对比很明显、很好笑的比喻,画它出来,即使画得不怎么好,也都能算是对社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然,也增加了自豪之感。这类的孩子不少,几十年以后,打听了一下,为自己从小养成的这种思想习惯,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这个小山城里就出了不少"右派"。

  福建厦门是个文化昌明的地方。一个伟大而朴素的"圣人"陈嘉庚先生,将一生的积蓄在那儿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

  他用最高的待遇邀请著名的学者专家到儿去执行终身教学,除了单幢的花园住宅之外,连公墓也准备好了。在七十年以前,真不是个简单的举动。

  读书的孩子除了国内和福建招考的之外,还有国外华侨子弟。可惜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集美学校搬进了内地安溪,校舍和设备毁于战火之中。

  陈嘉庚先生在抗战时期到安溪的学校讲过话。

  那时候的学校开会,凡讲到"蒋委员长"时,都要来个立正。出于过分的发挥,提到校主(陈嘉庚先生)时,也要来个立正。这促当面奉承举动,陈嘉庚先生恐怕是很不高兴的;加上主持大会的人又多讲了一些比如要建立"嘉庚风"之类的不实际的话,等到陈嘉庚先生讲起话来的时候,所有在场的十几岁的学生都替那位宣讲开场白的负责人难过起来。因为那个会场原是孔夫子的文庙,地面是石头砌的,没有哪儿钻得下去。

  陈嘉庚先生全部闽南家常话,短而毫不容情:
  "……什么'校主'?什么'嘉庚风'?马屁风!"

  "我一辈子干苦工,赚钱办学,要你们做个有学问的老实人。不要学那种人拍马屁!"

  "我学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要做,出去做!"(大意)
  那么短的一幕活报剧,真使孩子们一生受用不尽。

  学校有很好的科教仪器,图书。美术教员有法国回来的郭应麟先生,国立艺专的朱成淦先生,杭州美专的黄羲先生,正在做教务处职员而艺术修养很高的吴廷标先生。音乐教员是风度潇洒、才华横溢的曾雨音先生。手工教员是留日的许其骏先生。孩子们生活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之中。郭先生谈欧洲绘画,朱先生谈新国画和新兴木刻,介绍了陈烟桥、李桦、野夫、罗清桢、黄新坡等木刻家的活动,并帮助孩子们和金华、丽水的木刻团体建立了联系。吴廷标先生会剪影,会雕塑,会画漫画,使孩子们发现了新的创作途径。黄先生教国画,谈掌故,使孩子们正确地认识传统,掌握了传统基本技法。许先生手工教学的严格和缜密,使孩子们锻炼了艺术的规范。曾先生在课堂象对待大学生一样的教和声、对位、五线谱等音乐基本法则,搞乐队、音乐团、剧团、宣传队,孩子们统一在他的人格和艺术魅力之中。 任何学校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何况是因陋就简的抗战时期,已经非常难得了。多少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相遇时,异口同声地以静穆的情感怀念那位用宗教般感情从事教育事业,严格律已,至今还很健康的陈村牧先生。

  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漫画、木刻艺术运动的发展,哺育了数不清的美术自学青年。

  叶浅予,张光宇,张乐平,陆志痒,华君武,小丁的漫画,陈烟桥,李桦,野夫,新波,宋秉恒,章西厓,荒烟……的木刻作品成了青年们学习的范本。

  青年们组织木刻、漫画学习小组成风。

  刚刚才掌握木刻,不到三两年,就可以在一些小地方发展起另一个"山头"来。

  福建德化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城,在历史上,却是著名的德化瓷器产地。

  三个十多岁的青年,一个瓷场小工,一个樟木箱雕刻徒工,一个小学教员成立了一个木刻小组。合用着一盒简陋的木刻刀。

  当把完成的木刻作品附上一封虔诚的求教信寄给邻县的一位报纸编辑时(他在一篇文章上提到他亲眼参观过真正的全国木刻展览会),却换回了一封强烈的鄙视和嘲笑的回信。说我们寄去的东西简直是"安徒生的童话"。唯一的安慰的是,跟安徒生排在一起,倒是很过瘾的事。

  可惜这个木刻小组由于成员生活的变故,不到一年时间就瓦解了。

  一个寒碜之极的小小包袱,装着三本高尔基,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一部线装黄仲则,一本鲁迅,两本沈从文,一本哲学辞典,四块木刻板,一盒木刻刀,压在十七岁小小的肩膀上,来到滨海城市泉州。

  对青年来说,参加抗战莫过于亲自打仗。"战地服务团",明明白白说的是"战地",上火线去干一下的事业,好象唾手可得。

  到了泉州,"战地服务团"倒有一个,只是从来没说过要招考新队员。这怎么办呢?两头被吊起来了。

  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刚认识的,由另一个刚认识的朋友辗转介绍给他。对门是所大庙,深不可测,说是有一两千和尚。庙里还养着一个剧团,专门演唱佛经故事的。和尚是多的,来来去去都是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多和尚?和尚多了干什么,谁也不明白。庙里有两座石头高塔,从南安洪濑再过来十来里地,就能远远看到它们高高的影子。庙里有许多大小院子和花圃,宝殿里尽是高大涂满金箔的闭着眼睛的菩萨。一个偏僻安静的小禅堂之类的院子,冲着门是用砖砌得漂亮之极的影壁,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绕过影壁,原来是满满一院子的玉兰花,象几千只灯盏那么闪亮,全长在一棵树上。多走几回,胆子就大了起来,干脆爬上树去摘了几枝,过两天又去摘了一次,刚上得树去,底下站着个顶秃了几十年的老和尚。还留着稀疏的胡子。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象是泉州人。"
  口里咬着花枝,几下子就跳到地上。
  "下来了!嘿!我当然不是泉州人。"
  "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

  一间萧疏的屋子。靠墙一张桌子,放了个笔筒,几支笔,一块砚台,桌子边上摆了一堆纸,靠墙有几个写了名字的信封。床是两张长板凳架着门板,一张草席子,床底下一双芒鞋。再也没有什么了,是个又老又穷的和尚。

  信封上写着"丰子恺"和"夏丐尊"的名子。
  "你认得丰子恺和夏丐尊?"
  "你知道丰子恺和夏丐尊?"老和尚反问。
  "知道,老子很佩服,课本上有他们的文章,丰子恺老子从小就喜欢--咦!你当和尚怎么认识夏丐尊和丰子恺?"

  "丰子恺以前是我的学生,夏丐尊是我的熟人……"
  "哈!你个老家伙吹牛!……说说看,丰子恺哪个时候做过你的学生?……"
  "……好久了……在浙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哩!"
  那是真的了,这和尚真有两手,假装着一副普通和尚的样子。

  "你还写字送人啊!"
  "是啊!你看,写得怎么样?"和尚的口气温和之极。
  "唔!不太好!没有力量,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
  "平常你干什么呢?……还时常到寺里来摘花?"
  "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开枪,打豺狗、野猪、野鸡……"

  "哪里人啊?多大了?"
  "十七。湖南凤凰人……" 跟老和尚做朋友的时间很短,原来他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
  "老子爸爸妈妈也知道你,'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你做的。"
  "歌是外国的;词呢,是我作的。"
  "你给老子写张字吧!"
  老和尚笑了:
  "记得你说过,我写的字没有力气,你喜欢有力气的字……"
  "是的,老子喜欢有力气的字。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字又有点好起来了。说吧!你给不给老子写吧?"
  老和尚那么安静,微微地笑着说:
  "好吧!我给你写一个条幅吧!不过,四天以内你要来取啊!记得住吗?"
  去洛阳桥朋友处玩了一个礼拜,回来的第二天,寺里孤儿院的孩子来说:
  "快走吧!那个老和尚死了!"
  进到那个小院,和尚侧身死在床上,象睡觉一样,一些和尚围在那里。

  桌上卷好的条幅,其中一卷已经写好了名字,刚要动手,一个年青的和尚制止了。

  "这是老子的,老子就是这个名字,老子跟老和尚是朋友。"
  他们居然一说就信。条幅写着这么一些字:
  "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一音"

  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倒是号啕大哭了起来。和尚呀!和尚呀!怎么不等老子回来见你一面呢?

  老和尚跟孩子谈过一些美术知识,拉裴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介绍一位住在另一座崇福寺里的名叫妙月法师的胖大和尚做朋友。这和尚象百分之百的鲁智深,手提一根几十斤的铁禅杖,背后时常跟一个小沙弥,挑着药箱去泉州各地给人治病。脾气却十分之好,老是笑哈哈地。一双手从来不洗,厚得象脚底板,据说会铁沙掌,崇福寺外头砖墙上扎了许多手指洞,又教人不能不信。

  妙月法师会用拳头握着毛笔写颜体字,力气倒是不小,只是水平一般,弘一法师却又说有朝一日他会成正果。正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当不少人知道那个和尚和孩子的一段因缘时,都好心地把它渲染成一个合乎常情的大师如何启迪偶尔的相遇而已。只是自此之后几十年间总不免时常想起艺术交往以外的一点印象。奋然一刀两断于尘俗的坚决和心灵的蕴藉与从容,细细想来不免令人震慑。在我们"俗人"处理人间烟火事务时,有没有值得引进的地方呢?

  世界上许多事情和战地服务团一样,远看起来神圣得了不得,譬如不苟一丝言笑的天主堂神父,你以为一天到晚他都是板着面孔,不尽然,他不单喝水吃饭,还脱了上衣只穿一条短裤跳进水里游泳,长着满身想象不到的黄卷毛,又唱又跳,幼稚得如演电影一般。

  把战地服务团传说得蚊子也飞不进,当他们缺少一个美工队员而又知道附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时,便主动地派人来邀请了。于是有着严格规定的战地服务团一下变化成为富有人情味的收容所了。

  青年加入了战地服务团,因为并不是什么有经验的老角色,只是个搞美工的小子,没有夺目的吸引力。不过,得到了好感。

  这是福建闽南人的同情心的美德起了作用。一个外来的小子,虽长得不好看却也不能说是难看。他不惹人,也没人惹他,用不着开始还击。过日子不讲究,不乖张,不挑剔,何况本行工作做完了,自有用书本和刻刀打发日子的方法,相互间的关系在友好的沉默中成熟了。

  团体里几乎没有一个是念完正式中学的,是神圣抗战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疏忽了的一大群抽象小生物。这一群孩子非常懂得自己照顾自己,自由的健康成长或自由地把自己毁掉。

  服务团不过是个剧团,从头到尾没有丝毫上战场的打算。不过排起戏来倒是很有点派头,神乎其神的。平时油皮涎脸的导演在排演场一下子肃穆起来,简直是鸦雀无声,第一次的阵式,几乎使新来者以为认错了门。

  在台上装腔作势的女孩子,下得台来好象白蛇精还原为可爱的白娘娘,不是远不可及了。她们用功,好看,温柔,但是劳累。世上的女孩子说到底比男孩子辛苦得多。她们对己对人要负许多冤枉责任,要顾到细小的脸面;男孩子就用不着这些,爱怎样就怎样,有的人还称这为"性格",归入可爱的素质中去。

  大家吃并不怎么好的饭,工钱也不多,只是自我欣赏的兴趣很浓。男的女的都奔赴于一个伟大的戏剧概念世界,在楼后的林中朗诵,号啕……反映出一派吃人家饭并非不卖力气的负责精神。

  美工画布景,写海报,但有时也得串演一两次传令兵的角色,直到有一次仅仅一句排了两个月台词,居然在上千观众面前"卡壳"之后,才决定永远不要美工上台。如果大家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美工拉幕就是。甚至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

  "与其上台砸锅太可怕了,还不如让他扎扎实实搞美工好!"

  从此天下太平,有了一间单独的房间,门口挂上"美工室"三个字的牌子,养了三只鸟,一条咬人的小狗,大刻其木刻,大画其画来。只信守一条自己规定的戒律,不惹那些女孩子。惹女孩子,那时候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不过,弄个脸盆,炖五斤红烧牛肉,一大钵芝麻白糖糯米饭,找几位好看的女孩,坐在一起倒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这时候,来了一位才二十八岁的魁梧的姓王的团长。

  那时候没有使用"整顿"这个词儿,何况谁也没有能耐,敢在这样的团体里提"整顿"。姓王的团长也不见有这个意思。他只是在音乐和戏剧中狠狠露了几手,文学也很来得,写得一手好字,性格又颇自在洒脱。三两天之后,自自然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的兄长。他闯进我的房间。

  "你在这里刻木刻?"王团长说。
  "是呀?怎么样?"
  "真想不到,你一个人在搞木刻!"
  "有什么奇怪?"
  "这么办罢!你刻的每一块板子印二十份,钉个画册,我给你写个序,怎样?"
  "啊!你是这个意思。就这么办罢!"
  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木刻集印出来了。那一篇序言真是令人难忘的定交书,一个二十八岁的年青人和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友谊的开始。

  说了一大堆,倒是忘了提起孩子在夏天发生的一件意外事情:丢了睡觉的被子。冬天之前,只有开始刮秋风才为它心慌意乱起来,但已经迟了。买一床被子的钱根本没有着落,天气突然冷了起来。

  短时间的饥饿是看不见的,却捱不过五分钟的寒冷。一床薄的被单和一张凉席,使人整个晚上都在战栗。

  第二天一大早,王大哥走进房来,摸摸被单。
  "瞧这个被单!昨晚你抖了一整夜,隔壁都听见了。"
  "不就是睡觉这样的小事情吗?"
  "这种小事情,你还想混几夜?"
  "我大半年没用被子也没死。"
  "从昨晚上开始,会死的--走吧!跟我上街去!"

  从此有了正正经经的被子、枕头,还有垫单和床单什么的。王大哥歪着头欣赏着变了样的床铺,装成傻稀稀的样子说:

  "哎呀,哪位少爷的新床铺呀?"

  王大哥开始了他的正儿八经的工作了。在排练房,谁也不敢嬉皮笑脸地聊闲天了。对过去剧团的演法,他提出了独裁式的命令。

  "……我觉得我们团演员演技的基本功是不错的。"王大哥第一次执行他导演前的讲话:

  "……你们自己也明白,演得很舒服,很顺手,很自我陶醉。不过,我反对这种演法。我要问,戏剧性到底是什么?古典的戏剧性和现代的戏剧性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和观众的距离的差别。把动作、表情、声音夸大,在古时候有必要,场合变了,就成了负担,观众受不了,不准确,不真实,不亲切。演员成为习惯,影响了性格和生活态度:观众成为习惯,会影响风俗。

  "在艺术上,夸张的范围很大,准不准确没有尺度衡量,所以容易。艺术地表演出来的真实,自然,潇洒,那点轻松,那点懒洋洋的准确,不容易。角色在台上的联系,固然导演要负责,要协调节奏,演员演技的不一致能行吗?"

  "从今天起,按我的主张大家来试试,按照平常过日子的方式来进行排练,细细地体会,哪个有困难,大家一齐探讨研究,怎么样?试试看?……"

  一个新的灵魂带进了团里。都是青年和孩子,按照这个主张排了几个独幕戏,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大家很高兴。

  "你也要在画画刻木刻上头去体会那一点'平常',不要动不动就夸张。艺术最高的境界是随心所欲。能随心所欲的基本功就是仔细地观察生活,储存起来。"

  "我没有画画的基本功,要是能进进美专就好。"

  "我讲的跟进美专是两码事。进不了美专就不要害单相思。你有你的天地,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要读书,不读书而观察生活等于零,因为你没有文化,没有消化生活的武器。技法是很快就学得会的,不要迷信,也不要轻视,世界上哪里有不会画画的画家?"

  两年之后的一天,孩子发现王大哥枕头底下一部《资本论》。翻一翻,认得了字却不懂意思。也知道共产党才看这个东西。

  "我看见那三本书了。枕头底下。"
  "喔!"王大哥说:"你帮我放回箱子里去。"
  "是共产党的书,我知道。"
  "谁都可以看,书店里有卖--你少跟人说它就是,懂吗?" "当然!--我也信共产党,不过,他们住得太远了!……"

  孩子和青年们的收入很少,王大哥比大家的多,但他也一样的穷,他的钱分给大家用,连女孩子买水仙花也找他要钱。 一天大清早他生气了,大喊大叫。坐在床上赤着脚晃着腿。
  原来那只小狗,昨晚一夜工夫,在他那两只皮鞋里头各啃了一个大坑。

  王大哥有一双非常得意的皮鞋,是在福州南台的一家名叫"云章"的大百货商店买来的,捷克名牌货,"拔佳"鞋厂出品。样子早已变了形,皮面虽然起了许多可敬的皱纹,却的确一点没有裂痕。因为有时不穿袜子,加上没有第二双鞋子替换的缘故,天晴下雨,寒暑交替,鞋子内部早已起了酿酒的变化。对于小狗,凡是发出浓重气味的东西是无有不兴趣盎然的。
  古话有云:"勿责人于不逮。"
  人不小心犯了错误都不要处罚,何况狗乎?大家知道王大哥的脾气,自然不会去责备狗的,都大笑不止。这一下却使他生了半个多钟头气,上饭厅的路上一直不理人,穿着他那双名贵的皮鞋,一拐一拐。可爱的小狗则跟在他的背后。

  战地服务团后来又搬到闽中的仙游县。

  演出的阵容扩大了,增加了不少剧目,尤其成功的是结识了刚从上海归来的戏剧家和画家陈、吴两夫妇。陈先生是瞿秋白在上海时的学生。因仙游后把自己房后十几棵百年老龙眼树铲掉,搞成一个仙游地方剧场,自己写剧本,自己出资办了个几十人的剧团,定期免费招待群众观看。这个剧团足足办了五六年时间,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陈先生合家上山参加游击队之后才停办,可算是性情中人。夫人吴先生是厦门美专的毕业生,修长的身材,有教养的谈吐,对戏剧艺术的见解很新,跟大家主张一样,成为服务团里客串的主要而忠实的演员。

  象强盗闯进了银行,陈、吴两先生的书房里,有满满一屋子的新书,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系统和趣味都极高雅,这真是意料之外的兴事,孩子奋不顾身地泡在这些财富之中。主人的慷慨和好心,使孩子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

  到了第三个秋天,战地服务团解散了。主办机构毫不负责地抛弃了他们,好象还放出了话,若使滚蛋慢了的话,还会被抓起来的意思。

  最后的三四个孩子,跟王大哥走遍了半个省。眼看着他给这几个孩子扯着后腿。谋吃饭,谋住宿,谋零花。既无想象力,也无艺术性,大家感情还那么好。最后几个孩子私下商量,得到了结论,便去找他:
  "王大哥!我们明天走了!"
  "……嗳!在一起不好吗?你们等一等嘛!让我再活动活动看,没有拖累我什么嘛!你们不给我想想,你们走了,剩下我一个,我会怎么办?……"
  到底还是分手了。

  许多年来,听到他在领导一个剧团,开过饭铺,书店,在遥远的地方搞进出口公司,生意做得非常兴隆,应该已成为很大的财主……

  过了三十多年的失掉音讯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因为受到了一种极特殊、极遥远的告密和陷害,死得非常壮烈。那么说,王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是山东济南人,有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女儿名叫阿乖。

  抗战还在继续。颠沛的生活与故乡的影子牵连着。

  一位好心的朋友说:"为什么不回家乡去呢?"给介绍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流动的集体,既不花钱还管吃饭,特别是增长想象不到的知识,哪里还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机会?便同意了。

  原来是一团新抓来的壮丁。壮丁分三营,由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押解步行,从福建的永春县出发向闽西,穿过江西,进入湖南,大概要两个半月时间。

  一个背着背包的客人跟班长排长一起,吃饭时吃饭,酸菜一碗;睡觉时油布被包在地上一铺倒头便睡,了不知东西南北直到天亮。

  壮丁队可不是旅游集体。每个壮丁的左手戴着一个类乎手铐的简易铁圈,被一种技巧性很高的捆绑术长长地连在一起,号令起落,队伍启停,各有法度。

  仅只是此,那也好了。已经孱弱到死亡的边沿的壮丁,每人还要为团长挑四十斤盐担子的肩上。福建的食盐运到湖南,可赚到四十倍的利润。下雨天,盐在包内深解后的流失;加上光吃米饭的伙食,壮丁们不免偷偷在盐包上做了点手脚,以便拌和在饭里改善伙食。十天半月在一个停脚城市小休一天的时候,团长便总要命令班长分别检查一下食盐的斤两,总是哀痛欲绝,大骂排长和班长,再由排长和班长命令壮丁们,站成一个圆圈互相打耳巴子,以作处罚。

  这帮魔鬼是深通饲养牲口的学问的。或许从美国早年贩卖黑奴得来的见识。他们不象古时候的县太爷和法官,专打犯人屁股,也不象私塾老师打学生手心。他们明白这两个部位,都是劳动基地,破坏生产力的事,他们才不干咧!打耳巴子即使肿了眼睛,鼻子流血,聋了耳朵,掉了牙齿,至多不能参加晚上的外交宴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呢,照样可以挑盐,照样赶路。世界上没有任何买主会因挑夫的长相不好而拒绝收购食盐。

  命运已定,送到湖南前线去当三等炮灰。胆子大的壮丁,巧妙地解开索扣跳下悬崖跑了。

  最能干的国民党军官也怕跑壮丁。一个跑,个个跑,如倒翻螃蟹,你能追哪一个?丁多官少,一追,全都散了。所以只能打枪,吆喝,乘势压住阵脚。稳得住形势,就称得上是个行伍老手了。

  逃跑只有两成活路,八成被开枪打死或从山上摔死。但是,有的是逃跑的人。逃跑不能离家太近,也不能离家太远。要适中,要善于抵消选地形,人摔不死,抢弹够不着的地方。一路上逃掉将近一连多人。一个连长因为逃跑的壮丁太多,用脚指头勾住步枪扳机,对着胸窝自杀了。

  于是一路上见人就抓,作为消耗的补充。

  壮丁们没有空闲痛哭,他们要花时间打主意找活路,有时候还故意地笑得比别人大声。前前后后排成一个行进纵队,唱起闽南戏来,中间还有口头锣鼓、唢呐、三弦、洞箫穿插。这个神奇的配套原来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就是进行了将近一千多年,唐朝代代传衍至今的,专唱佛经故事的开元寺剧团全套人马。 事实上,打永春出发的那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和细雨的草坪上,老妈妈和抱着婴儿的年青的妻子们的哭号声里,壮丁们的心肠早就粉碎了。早就死了。因其死了,再死一次何妨?或是唱,要不就跑,让子弹从脑后穿过也好。

  一路上的死人还不能就地掩埋,必须带着,到某一个大地方找军管区开了收条证明,才能挖洞埋掉。幸好是初春的山地气候,死人没有很快发臭。

  入了江西境,找到了木船,便把前一段路上死了的十几条死尸放在甲板底下,要这位路随行混饭吃的年青客人随船照顾一直。这种要求是讲得过去的。第一,可以不再用脚板走路;二,吃过他们的饭,也得尽些义务;三,责任不太大,半路不会遇到抢动,加上这一帮人无论如何再也不会逃跑。

  船一路上航行得很快。半夜三更伸个懒腰,往往不小心会摸到船缝底下谁的冰凉的鼻子和下巴……

  到了赣州码头,照顾的死尸无一逃跑,这位混饭吃的年青人却偷偷逃走了。听说壮丁奇缺,有人建议把随行的这位年青人也吸收进去……

  怀里早已揣好一封信,若遇意外,可到一个剧团求助。当时的剧团有如寺庙,游方和尚总是能够挂单的。年纪轻,个儿小,剧团级别高,成员都是老手,给了个见习队员当已经很客气了。

  一位很温和的老大哥成为青年的庇荫之处,度过一段相当不安和潮湿的日子。

  重会到版画家耳氏,常跟在他后面去漫画家张乐平家做客。一起逃警报,上小酒馆喝酒。因为不会喝酒,只好不停地吃下酒菜,使得两位真正的酒人十分为难。

  有机会看到张乐平画速写,快、准、传神,笔法飞舞得令人入迷。

  还看到荒烟和梁永泰,这两位木刻的杰出人物,当时正创作《末一颗子弹》与《铁的动脉》组画。《末一颗子弹》精确细腻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铁的动脉》呢?一气呵成的十数幅构图雄伟的铁道的颂歌。使年青的后学充满敬佩。

  荒烟木刻的周密精微,梁永泰木刻的爽朗明快,都好!细有细的好,粗有粗的好。刻得好才算好。刻得不好,粗也不好,细也不好,顶个屁用。

  赣州当时的气氛并不使人喜欢,"幽孤台下清江水"的作者有过另外的两段句子:

  "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怜一片江山。"

  最能说明当时的情景。虚假的热闹,繁荣,掩盖了赣州风景真正的秀丽雄奇之处和人民智慧勤劳之处。到日本兵打来的时候,一溜烟逃走的就是那位原先嚷着与赣州共存亡的父母官。

  信丰是个距赣州不太远的小城,逃离了顽嚣的赣州到这里风景极妙的民众教育馆来工作,是个聪明的决定。

  民众教育馆在桃江边一座大桥的桥头。有临江的小楼和丛林,月夜和阳光下看了都令人舒服。宽阔的阅览室,报纸杂志丰富。楼前一片树林和广场,草地延伸得极远。

  一亩地大的楼上只一个人住,如果不怕鬼,那是很安静的地方。

  楼东北角一间小房,上一任的馆长就是在那儿吊死的。绳子还留在梁上。现在,床就铺在它的底下,相安无事地住了将近一年。

  房间有一个大窗口可以望见老远的行人。工作台就安排在窗前。

  既然民众教育馆,不免吸引了许多民众来往,看报的,唱歌的,来坐坐聊聊天的,后来和一些报馆的编辑成为好友。原来他们是因为逃难,才暂时留在信丰做编辑,实在职业是作家和诗人。其中有谷斯范、雷石榆、洪隼、野曼、林紫群和蔡资奋,还有木刻家余白墅……

  另外的一大批好朋友是司机。他们各人都有一两部大卡车在手头,自己开一部,再请别人开一部。从信丰到南雄、韶关一带来回运货。大部分没有家属;有的,也在老远老远。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做根据地,鬼才知道。他们不开车的时候就到民教馆来,东看看,西看看。无聊,没地方去。粗鲁的生活想找点文雅的境界吧?当看到小伙子在画画,且是个容易接近的人,便觉得有意思了。有老刘,老陈,东胡,西胡,金不换……只是从不用正名。

  由于野曼的介绍,开始为一些写新诗的人做起木刻插画来,反正也没有太多的事,没人管,生活又简单,得了块稍稍大一点的木板时,就会兴奋好些天。刻完了之后拓印许多张分送给朋友们,大家看了高兴。在福建有几首诗在报上发表过,加上现在又在为许多年青的诗人刻插图,自己也就俨然诗味浓郁起来,哼哼叽叽地自己也做几首。尤有甚者,模仿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张照片上的姿势自刻了一幅肖像。把英国文学上描写过的十八岁年青诗人查泰顿自杀在小屋里的油画复制品钉在墙上,悲伤地肯定自己也将是这个美丽的下场。

  真是穷得可以啊!只有八角钱,理发呢?还是买那块木刻板呢?一个广东女孩子说,两样都做吧!她借来了两块钱。可能这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电灯是没有的,煤油灯也是没有的,晚上的茶油灯,刻起木刻来还得费许多油。这都是要花钱的。

  有时候野曼和林紫群买了鱼,就着炭火炉子,用奇大的漱口杯炖起来,加一些青蒜和辣椒,吃得大家不断地嚷着:"要脑满肠肥了!他妈的,他妈的!"

  野曼是广东梅县人,就起"他妈的"三个字时,特别好玩。

  有时候就跟司机朋友去南雄和韶关玩。 南雄的一家旅店的老板是个大肥婆,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南雄肥婆",说的就是她。司机们天不怕地不怕,一伙人来到旅店门口。

  肥婆冲着门摊在一块青石板做成的炕床上。圆周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五米。一个丫头打扇子,不断地掀开她肚皮底下重叠的肥肉,扑一种干粉。她穿很少的衣服,--几乎是不穿衣服。奶子很大,若是哺乳期,所有在场的淘气司机痛吮一顿准定还有剩余。她有如圣母,谁在面前都不可能也不敢产生邪念。她是个"自然奇观"。是上帝一时兴起的最得意的不讲章法的即兴之作。

  门口的人群站久了,当给她发现是一群纯粹前来观赏的闲人时,便会破口大骂,骂得比男人还要男人。

  司机们料想她追不出来,便一边逃走一边大喊着:

  "南雄肥婆!南雄肥婆!"

  回到信丰,司机送来好几捆东西。这是年糕,这是板鸭,这是果脯。这是裤子,这是皮鞋。

  "你有女朋友了,要送点礼物讨好,懂不懂!--把你那裤子和破皮鞋都换下来吧!"

  县农民银行合作金库是个什么东西,一点也不懂。里头有位有趣的青年职员,名叫李笠农,却是个极有作为的人。字写得好,古诗词都来得几下,脾气和老太婆一样的耐烦。他端坐在对面让人画三分钟的速写或五个钟头的素描都行,一动不动,画完就算,从不勒索。他有位母亲和一位姐姐在萍乡,谈起她们,就充满感情。人总是喜欢跟孝子做朋友,他不可能伤害人。

  忽然间说是日本人进攻赣南了,说来真来,已经过了南康。信丰城闻到了炮声。朋友们匆忙间各自分手。离别的细节千种变化,有如烟消云散的过程。时光倏忽,几十年重见时,简直会以为彼此从化妆间出来,白发和皱纹是一种戏剧性的玩笑。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是在寻邬县城听到的。

  所有的人,军队和老百姓让日本人追得没有路跑了,以至来到作梦也没想过的寻邬县。一位著名的英国博士潘作琴大夫先生居然也流落在那里。

  突然地胜利了,习惯了八年的生活节奏突然停止,新的生活在几小时之内还根本无法设想。

  胜利了,真奇怪!给日本人追到没路可逃的寻邬,却胜利了。

  原来在寻邬开第二个画展的计划完全落空。谁都忙着"复员",看这个蹩脚展览干吗?

  到赣州去吧!是的,先到赣州再说。不可能再来的寻邬,永别了。

  象是一个孤独的被流放的犯人,坐运货的便车到了鹰潭。那么小的一条街,热闹得很不正常。已经是黄昏,旅馆定下之后,忙着上街走走。

  街头转角的地方,一个瞎了一只眼的熟人对面走过来,那是司机老陈。

  憔悴到那种程度是吓人的,还有一只眼没瞎,看得见路,却那么茫然。他没有聋,全身挂着破布条,对叫他的名字反应是那么微弱,他的豪放到哪里去了?只留下这副没有回声的躯壳。

  他昂着头,什么也不看的走着。

  "老陈,老陈,你出了什么事了?"

  "……喔……喔……"

  "你出了什么事了?你的家呢?老婆呢?你的车呢?那么,你跟我走罢!咱们上赣州去……老陈!为什么不说话?"

  老陈就这样远远地消失在街的尽头。

  江湖啊!你用什么圈套把老陈吞下肚里去的呢?

  并不是所有好心人都得好报,恶人受到惩罚。不会的。首先是行善者从没想到任何物质和精神的报偿和报答。所以,世界上行善的行列中,夹杂着不少手上沾有鲜血的恶人。他们装模作样地做好事,吐出掠夺的东西还算是一种"乐捐"。每隔一定时候,在报纸露一次微笑着的脸,向读者问安致意……

  和美一样,真正的善行是说不出口的。

  得赣州的朋友的介绍,在上犹的报馆做了不到一年的美术编辑。当时正在"国共谈判",地方尚能容人,后来,容人的雅量往往随着"谈判"的顺逆起伏起来了,弄到罢工结束了那一段的生活,仓皇地去广州,广州去香港。香港那时候的总督还刚刚从日本的集中营放出来,街上的人还刚刚缓过气来。只有美国军用物资充斥市面。

  找到了好友诗人野曼和林紫群。在他家住了一两月时间。通过他又认识了许多新朋友。

  野曼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不允许别人说他的朋友不好,当面和背后都不许。所以以好朋友的身份在他家足足吹了两个月的牛。他是又高兴又自豪。可惜他们夫妇和所有的朋友都在穷困之中,自然介绍不了工作。说老实的,浪荡惯了的人并不习惯固定的工作。当朋友帮忙找工作回报说落空了时,心里倒是暗暗地庆幸,埋头画了一些画。

  又搭了一只便船到了福建厦门,转南安、洪濑,在芙蓉国光中学教了半年书。春节时,设法到了上海。

  人有问,这辈子特别的感想。只能这么回答: "遇见了许多好人!"

  好人其实是很难做的。好人虽然是学得会的(坏人是不用学就会的)。俗语说,久病无孝子,再好的好人,如果穷了,也难得长久地对朋友表现出良好的风度来的。

  作家林景煌的确是个殷勤温和的闽南人,他在巴金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好象还是巴先生在泉州教书时的学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成天就挤在他的房里过日子,大公报的荒芜,十八岁,写很好的小说。还有阿湛,写小说的,二十岁左右;还有写《买卖街》的田青,也约莫二十岁。还有谁?啊!一个英俊高大的朝鲜人沈容澈也来,不过他的来往是慈善行动,给小伙子捎带大米、花生和糖果什么的。这一群吹牛家凑在一块,关起门来,海阔天空,轮流地追溯当年做皇太子或总统少爷时候的起居习惯,生活方式……或大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斯汤达,甚么东西?"

  林景煌年纪比较大,老实而含蓄,听到这些话,同意也微笑,不同意也微笑,反正他不妨碍大家的事。

  他还得到外头打食回来哺育这帮狗蛋。
  时局紧张,眼看林景煌维持不下去了。
  同在一个屋子里,还有一位当职员的老人,每天起床以前,总要顺手拿起一张报纸念它一段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倒不管是哪一年的报纸,都能使他产生力量,猛然从床上跃起。

  刻木刻当不得饭吃;不吃饭也要刻木刻的劲头却是够足的了。政治修养很差,政治倾向很足,艺术性很杂。是当时这个二十一岁青年的状况。

  没有饭吃了,便从虹口步行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大厦大学去找当年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吃一顿饭,饭吃到,但唯一的一双皮鞋消耗得令人心跳。

  野夫和李桦先生是另一方面的孟尝君。到李先生那幢小屋子的饭桌上坐下来的时候,对面往往同时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也是来混饭吃的青年,那是漫画家方成。煮饭的阿姨叫做金凤,两人老是有话没话都要想出点讨她好的事来,讲给她听,让她高兴。其实是多余的,她原就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何况吃的又不是她的东西。

  一次的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例会在虹口庞熏琹先生家召开,有饭吃,大家都到了,屋子虽大,却挤得满满的。正经事谈过,端来许多饭菜,吃个"自助餐",大家偶然提到一个青年来到上海的消息时,野夫用刀叉远远地指向屋角这边来!
  "哪!那就是他!"
  是小了一点。那时的年青人和现在不一样,胆子没现在的大。什么事总要让给大人们一点,所以大人们也比较放肆,信口开河者有之,狂妄自大者亦有之;年青人领教了这种情况只能放在心上,不能说出口来。

  "哪!那就是他!"虽然是一种变相的亲昵的介绍,对正在穷吃穷喝的小子说来,无异是一种揭露和示众。换到现在,年青人会说:

  "喂!喂!年轻怎么啦,撑了您牙啦?不请,爷儿们还不来咧!"

  那时候不敢。

  年青人对待老人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探索。这老头儿有没有真才实学?这老头儿为人怎么样?这老头儿是不是想利用年青人干点什么事,为他卖命?

  正如世上有的是好年青人一样,世上也有的是好老头。自己在年青时就这样想过:好好的工作和读书,检点自己的毛病,免得老来给人背后唾骂。

  不过老来才明白,要做个好老头可真不易。

  十来岁的人,看二十来岁三十岁的人,觉得那已经是很大的人了。到了自己六十多岁再来看七八十的人,就老不到哪儿去,全是个龙钟派。在社会统计学上是个差距和基数的问题,差距大,基数小如何如何;到了基数大差距小又如何如何。人在发展,在衰退,在变化,这个有趣的条件变化颇值得探讨。

  四十年代上海的生活真是万分艰难。首先是住房,交出压垮了腰的房租,然后是吃饭、穿衣,然后是参加社会活动。

  现实生活的压力和艺术的真诚经常发生矛盾。

  如果说,房租每月是五十元的话,木刻作品的稿酬是五元,那么每月得刻出十幅木刻才能解决房租问题。

  生活费最低限度也是五十元,这笔钱能从哪里来呢?木刻已经是每三天刻制一幅了,再刻它十幅实际已不可能,何况哪里有这么多正派的报纸能容得下这么多作品呢?二十一岁的青年的双手已经太苍老了,满是胀鼓鼓的青筋,厚厚的老茧。严重的是作为房租的那十幅木刻中,其中某一幅因为艺术上的不惬意重刻过六幅之多,自己跟自己为难,是再辛苦不过的。

  楼适夷先生、唐弢先生、藏克家先生是年青人常去作过分骚扰的对象。那时他们大概才五十多岁吧,楼先生在拥护不堪的《时代日报》编辑部,给安排投稿的计划,给介绍木刻拓片的欣赏者和买主,有时还步行带领去看一些前辈,细致体贴真象绣一朵什么花一样。唐弢先生那时在上海邮政总局工作,坐在一间很神气的办公厅里,年青的冒失鬼闯进来时,相信每回必定都吓他一跳。于是又是介绍稿子,又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里头有他经手转来的稿费。甚至勉为其难的介绍给一些有钱的老头子、老太太画油画肖像,设计邮票。由于手艺的幼稚,不免使他在那些熟人面前过不去。这些事,也都是在自己老了之后想起来才感到惭愧和多谢的。藏克家先生也住在虹口,他的家是一套日本式的房子的某一局部。想必不惯于盘腿成天坐"塌塌米",干脆弄来一两张椅子在木质的过道待客。客人一到,照例一杯龙井茶(这事也怪,上海、香港、北京,几十年都是同样的龙井茶。鲜绿的茶叶,白的瓷杯)。然后又是介绍木刻,介绍诗,又是掏出一叠稿费交过来。现在仔细想来也是不太对头的,怎么可能每一次去拜访他时,都能多多少少收到一些稿费呢?大有可能是他自己从寒碜的口袋里垫付的。那时,他真老实,不小心上电车,一个挂表给扒手扒了。国民党说要换什么"金元券",他又傻里呱叽地前去况换而上了当。那么紧张的日子,还要照顾不止一个这样的亡命徒似的小仔。   那时候,好象每一位文学界的老人都有义务象领养难童似的照顾一大批文学艺术青年,细致、体贴、耐烦。

  到底是老一代人的习惯呢,还是自古相传的文艺繁衍的相亲精神在起作用?我不想说这是人道主义。倒不是怕提这个犯禁的字眼,而是当年的老人们在国统区的这些善行,远比忌讳了几十年的人道主义雄强得多。

  这种行为对年青人说来,是赋予他们的精神武装,使他们接过这根接力棒,用同样的情感去发掘去爱惜下一代的年青人。

  每一代的老人都年青过,因此,对我们老人所不熟悉的未来,我们无须忌妒。我们是新上任的老人,有权对未来也进行学习和认识。

  一位老师培养了许多学生,是希望他的技艺能超过自己好呢?不是希望学生因循自己的脚步,在门墙之内打圈徘徊好?

  老师如果发现学生不象自己而把他赶出门的话,那么这位老师的世界也未免太小了。

  都是树叶,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乎教与学的关系。以学生之无限,牢笼于教师之有限,岂不枉哉?

  故"传统信息"也急待开发也!

  真正的老师,一定会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妙在似于不似之间"的有大发展的能人。

  世界上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我"了吗?还要那么多的"我"干吗呢?老师!

  值得怀念的四十年代上海全国木刻协会。

  烟桥、野夫先生那时健在,李桦先生正是旺盛的中年,新波在南方开辟他哲理诗似的木刻新篇,西厓、王琦、麦杆、阿杨、克萍、朱鸣冈、荒烟、汪刃锋、延年,这些老大哥都各具风格地在进行创作。

  说一声开个秋季或春季木刻展览会,大家马上就动起手来。找会场、布置、装框、挂画,几天几夜,从来没人想到过津贴和加班费,先天养成的尽义务本能,公事归公事,事情办完了,一阵子疲乏极了的高兴之后,再各人回家愁各人的生活。

  开幕的那天象办喜事,充满着战斗的荣誉感情。

  闭幕的下午,收拾打点完毕,大伙儿一起上一家俄国餐馆吃顿八角大餐以示庆祝。

  干净利索,不为名不为利地继续了好几年。

  一九四八年的台湾,刚渡过了"二·二八"事件。

  事件平息了,地下火在燃烧。这是谁都感觉得到的。

  台北是大陆画家居停得最多的地方。木刻家黄荣灿、朱鸣冈,画家戴英浪、麦非、张正宇、陆志痒、耳氏。到后来大家全到香港去了,留下了被枪毙的黄荣灿和还活着的耳氏。摄影家郎静山在哪里,已经不清楚了。

  那时日本人去了没三年,社会上的散乱可想而知,接收大员莫名其妙的占了许多房子,台北同胞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凶恶,却毫无本领的国民党党政人员的横行霸道。一个空壳,一副急待修复的残躯。

  即使如此,也比当时的南京、上海文明。

  三月直到夏天,冷直到热,下雨或是晴天,忧伤的情调直透心来。

  牛车载着木瓜,上面坐着个不说话的老人缓缓而至,缓缓而去。瞎眼睛的按摩女跟在精瘦的引路孩子后面,吹着尖锐的笛子走进深巷。市民吃着粗糙的食物。酒店舞厅里从上海运来了粗糙的色情和声音。

  台南的炎热和喧嚣。"上阿里山去,上阿里山去!"火车轮子唱了九个小时上了阿里山。黝黑的大森林,巨大的神树,新高山的日出。日月潭那几棵映在水上的老树的倒影……

  一个征服者走了,一个新的征服者马上赶到,掠夺颓垣中剩余的残渣。

  在年青人的眼中显得多么陌生,多么新鲜,而又多么残暴!

  画家张正宇是个胖子。回到住处,他喜欢脱得只剩下一条大底裤,摇着葵扇走来走去。大声地说着他那江苏无锡官话。陆志痒是个精瘦的瘦子,他耳背,交谈时必须在纸上写字。但精神得很,一撇胡子,一对鼓鼓的眼睛。话说得困难而简单,却还有一句"那么,那么"的口头语。

  给张正宇画速写是人生一乐。他珍惜每一张别人为他画的速写,有时歪过头来偷偷瞟上一眼,得意地称赞着:"好嘅!好嘅!"

  简直仪态万千,要说画胖子,从他的身上可真寻到了宝藏,得益匪浅。

  两位都是三十年代初期的重要漫画家。眼前他们很少画画。很少画画对吗?现在不画,什么时候才画呢?

  张正宇有时坐在桌子边上用铅笔在纸上随便画几个框框,一些简单的龙的纹样,涂一些淡淡的水彩,说是给金山设计什么电影公司的牌子。看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地方。陆志庠有时也拿小小的拍纸簿到美国新闻处图书馆去记一些画册上的东西,尤其是亨利·摩尔的雕塑的线条。铅笔来回在一块小地方磨来磨去好不烦人。

  所有的前辈画家们都尊重这两位同道。在台北已经过了两三个月,还不见他们真正动手搞一点什么出来。

  直到有一天。

  大伙儿坐火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同行有留着美髯的郎静山,由于长途文旅行的无聊,张正宇主动要为郎静山画速写了。用的是一张三十二开的图画纸和铅笔。

  象书法一样,以中锋的方式握着铅笔,慢,犹豫,滞泥,简直有点装模作样在使着大劲,留在纸上的又只是一段段淡淡的笔痕。

  
  年青的心地已经忍耐不住了,在餐车里坐下要来一杯咖啡,看了一段书,再慢慢思索张正宇正在进行的速写。

  "是装模作样。有什么必要拿铅笔要运用中锋的呢?何况,那么困难,艰涩,造型能力恐怕有点问题,是这样的了。"于是回到张正宇还在磨洋工的地方。

  一看见将要完成的画,我几乎象遭到雷击般的震惊--画得那么好啊……

  剔尽了渣滓,概括,一根根强有力的短线,构成小而饱满的嘴唇,较长的淡漠的线则是面部的折皱,舒展的侧锋构成了耳朵与颜面交界的那一些苍老的皮肤。曲卷遒劲的长髯,一根根安排得那么讲究、分明。……然后是三两笔使了大劲的最沉重的墨段点出了最有神的眼睛:小、善良、文采风流的眼睛。

  好!张正宇,可算没有白认识你了。那么多年只知道你是个脾气很好,有时有点狡猾的胖子,那么表面、肤浅的和你交往,真对不起……

  不过干吗你这么懒呢?那么多无聊的琐事忙得你十分开心是为了什么呢?多少多少年才画一张好画岂不可惜?虽然是一张小小的速写(两个多钟头的速写),却不免为你的丰富的修养惋惜……

  那次旅行之后,陆志庠躲在屋子里开始画画了。

  多少年来,象赞美故乡一样对朋友提起陆志庠的作品时,有的朋友怀疑是不是又是一种过分的情感在作怪?有时,自己不免也怀疑起来。

  在陆志庠身上,好象画什么并不是重要的东西了。

  一张照片,一张画报的剪贴,他临摹着。在一张十六开的白报纸上用毛笔慢慢地三天五天地画下去,在那些细微的形体和调子上他体会到了什么呢?有多少好画的东西呢?完成之后,你会发现在这张小小纸头上多么隆重的经营和布局,就仿佛老手的手指在钢笔上轻轻抚摸和沉重锤击所发出的乐章一样,它引人入胜,引人进入一个聪明的境界,教人懂得什么叫做艺术的精微之道。

  于是,临摹出来的作品不再是原来的照片了。有如在风景里写出来的诗不是风景一样,不是了,是艺术了。

  记得陆志庠那时候画了将近两寸多厚的白报纸为镫的作品,有裸女,有台湾高山族人民生活,有风景。全是毛笔画。听说在"十年灾害"中给烧毁了。谁知道那是多么沉重的代价呢?

  绘画中的潇洒,流畅,熟练,与郁沉,滞泥,苍劲仿佛是两种类型的东西,常为多种风格的画家所掌握。但是,有没有可能它是更高境界所在的统一的东西呢?是根据不同主题、不同内容而随意运用的一种艺术手腕的呢?

  台北的那几个月生活,受到的教益真是不少。

  一天晚上来了一个朋友:

  "孩子!走吧!这是一张从基隆到香港的船票,明天早上六点门口有部卡车,车上有熟人也别打招呼,行李上车马上开车。"

  第二天清晨,卡车上有麦非和他的全家。

  大家平安地上了船,平安地到了香港。

  在"明天的中午十二点",国民党特务没有在台北抓到他要抓的人。但至今不明白,他们急需这个小伙子的性命有什么用处?

  到了香港,先是漫画家廖冰兄的收容招待,然后在九龙荔枝角九垂径找了间小小的住房。

  正因为适夷先生也在那里,那个小小的村庄便成了极富于文艺气氛的地方了。招来了作家巴波夫妇,蒋天佐和诗人陈敬容,接着是杨晦老先生全家,再就是张天翼、王任叔诸位作家,不久藏克家先生夫妇也驾到,那种盛况已经到了满座的程度。只好找到一小幢门口就是板桥的石屋作为诗人的雅座。跟着又是唐人全家,耿庸夫妇,雷石榆诗人。后来端木蕻良,林景煌,画家方成也进驻了最后一间小屋,跟着画家朱鸣冈、陆志庠又从台湾赶了来。画家阳太阳携儿带女也从广东驾到,已经针插不进了,仪表十分魁梧体面,留着把大胡子的余心清老人硬塞进了一间原来堆放本村举行典礼用的仪仗的屋子。这倒是个最有意义的谶兆;回到北京后,任心清老人担任了国务院典礼局长。

  九华径是个极小的村子,它很少与港九有相似之处,村民种地,过着半隔绝的生活,所以安静,房租便宜。但是慢慢地开窍了,懂得这些人的来历之后,开始在生活小事上提出加价的要求,比如水,洗衣,蔬菜……

  青年的艺术生活照样辛苦,好心的朋友劝他:

  "别刻木刻了罢!画画过日子不省事得多?"

  自己也说不出什么道理,还是刻木刻好。

  认识久仰的雕塑家郑可先生,一个充满童心、火一样炽热情感的大师。十几年巴黎的生活,对这位朴素的广东乡下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艺术的真诚,开拓式的见解,快速的步伐,灵活的技巧,勤奋加上勤奋,使他在港九一带奔跑不停。

  他的理想和事业直线上升,工作的成果使他原本可以终生受用不尽。不久,带着妻儿子女,回祖国参加建设去了。

  他留给这个青年许多艺术上深入思考的教诲,远远地走了。

  香港和九龙仍然是夜夜笙歌,那么多熙熙攘攘的人。熟悉的朋友都走光了,真寂寞、凄独……

  也该走了。

  一九五三年春天,中央美院的会客室走进来一个高大的人,握过手自我介绍的说:

  "我叫丁井文,欢迎你到中央美院来工作。"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完稿于故乡凤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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