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悲鸿:蒋碧微的回忆

作者:蒋碧微   来源 : 《文汇报》

(1915年,二十岁时的徐悲鸿)

 

  学生时代的蒋碧微。这一记忆中形象,被徐悲鸿后来在旅法期间绘制成代表作之一《吹箫图》。在这幅素描图后,1924年,徐悲鸿又绘制了油画《吹箫图》。

  蒋碧微出生于江苏宜兴书香名门,18岁时与徐悲鸿一见钟情。1917年,蒋碧微瞒着家人与徐悲鸿远赴日本、法国。1933年,蒋碧微随徐悲鸿第二次赴欧,以她出色的交际才能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帮助徐悲鸿成功地举办了中国近代名家绘画展及个人画展,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其间,徐悲鸿经过与各国著名艺术家进行切磋和交流,逐渐形成融会古今中外技术法的独特风格,声誉日隆。

  蒋碧微在她的回忆中,用平实的语言,详实地叙述了她与徐悲鸿从相识、相知、相恋到分手的心路历程。

 初识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蒋家是宜兴大族,光绪十六年,父亲和出身名门的戴清波女士结婚,两人心志相投,经常一起唱和诗词、吹箫弄笛,恩爱逾恒。我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九日,正巧我家东书房一棵海棠盛放,祖父为我取名棠珍,字书楣。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有一位同乡朱了洲先生,和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常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学问。徐先生到上海以后,第一次来我家拜访父亲,便是朱先生引见的。我父亲念徐先生独身在外,难免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学校没有课,他总是待在我们家里。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十八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一家八口就靠他父亲卖画鬻字为生。徐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十八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

  徐先生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书。十九岁那年,父亲过世,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又悄悄跑到上海,由于生活费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对徐先生深为赏识,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后来,姬觉弥又提供费用,让徐先生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但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只有家人邻居,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牵手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但他一再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会有很大的祸事,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账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远赴日本、法国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由于晕船,我身体很虚弱,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每每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内心既有喜悦,也有如梦似幻的感觉。我经常问自己,这一切,是真实的吗?

  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至宝的,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下来。在东京住了半年,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11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徐先生再去拜见康有为,康先生建议,现在我们既不能启程赴法,最好先去一趟北平,看看能否弄到一个官费出国名额,两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些。于是,12月间我们又踏上了北行的航程。到北平后,徐先生拿了康有为先生的介绍信,辗转找到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傅先生看了信,立刻答允,只要停战开航,他马上派遣徐先生以官费生的资格去法国留学。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傅增湘先生的帮助下,徐先生以官费生资格到巴黎,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

  徐先生刻苦好学,努力奋斗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徐先生在赴法国以前,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造诣,入学后更废寝忘食地潜心攻习。每天上午他在学校素描班画石膏,下午学校没有课,他便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除了勤学不辍,他一有空就到各大博物馆流连徘徊,欣赏古今画苑的珍品。他最喜欢在回家途中绕道塞纳河边,那里是旧书、古版、印画的集散地,他经常浏览搜求,一耽搁便是好几个钟头。

  那时法国艺术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大师和著名画家,徐先生对名师佛拉孟极为崇拜,便选择到他的画室学习。外国的高级学校,大都是进去容易,而毕业很难。艺校的正式学生,一定要经过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考试及格才算结业,而徐先生是中国学生中唯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

  当时有一位大画家达昂先生,徐先生对他极为崇敬,很想拜在他的门下,只是苦无机缘。最后他不顾一切地登门拜访,拿出自己的画作请他指教,果然获得达昂先生的青睐,收他为入门弟子。以后每星期天便到他的画室去面聆教益,渐渐地我也成了达昂先生的座上客。

  由于达昂先生的关系,我们又结识了法国当代最伟大的雕塑家邓甫脱(Dampt)先生,邓甫脱夫妇都很慈蔼好客,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位曾做过国家艺术学校校长的贝奈尔先生,也是徐先生所崇拜的。我们第二次到巴黎时,他已八十四岁高龄,我们去拜访他,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画了一幅素描像。

(20世纪20年代初的蒋碧微)

  有“家”

  靠徐先生的留学官费,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1925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我们在巴黎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徐先生和我商量,由他返国一趟,设法筹措款项,如果成功,再回法国继续学业,我只好暂时留在巴黎等他的消息。直到1927年10月,我才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半的祖国。

  1927年12月26日,我们的长子伯阳出生。徐先生对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过去十年的坎坷艰辛,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名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我将为他而骄傲。

  回国以后,我们的经济一直很拮据,不但没有收入,回国的旅费还是借来的。这时吴稚晖先生和李石曾先生都在上海,徐先生拜见二位长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义,聘请徐先生为几位元老绘像。前后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徐先生为吴老先生、张溥泉先生和张静江先生夫妇画了四幅画像,每幅得到两百元的报酬,其中以吴老先生的像画得最好,他非常满意,自己花钱五彩制版,复印了许多张,分赠友好留念。

  1926年2月,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邀聘徐先生担任艺术系教授,徐先生表示愿予考虑,不过因为我们家居上海,他说每月只能余出一半时间在南京任教,中央大学也答应了。从此徐先生才有固定收入,中大的薪金是每月法币三百元。

  我们在上海定居后,田汉便常来找徐先生商谈筹组南国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住上海。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1928年7月,老朋友黄孟圭先生任职福建省教育厅长,来信邀我们到福州小游,顺便请徐先生画几张大幅的油画。徐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带着我和伯阳,以及一个女佣乘船南下。到了福州,孟圭先生就在教育厅里为我们准备了两间卧室,还指定了照应侍候的人。于是徐先生开始安心作画,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公时济南被难图》。1928年北伐,日本军阀在济南横生阻挠,蔡公时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办理交涉,竟被日军惨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五三惨案”。蔡公时是福州人,因此孟圭先生请徐先生将那壮烈的一幕绘成油画。

  徐先生在福州作画两月,教育厅送了三千元的润资,我们这才把积欠的债务偿清。9月间回上海,徐先生接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聘书,请他担任院长,于是一个人又匆匆地赶去北平。才做了三个月,学校发生风潮,他便辞职南回。

  变故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时,妻子都会有敏锐的感觉。但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儿女的责任,迷途知返。

  赴欧洲举办巡展

  1932年底,李石曾先生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

  这一次欧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为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实在不放心,但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去,万一徐先生带着爱人同行,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我们有否重归于好的可能。

  1933年1月22日,我们一行四人在上海乘法国轮船博多士号启程。船行三十五天,2月底方才到达巴黎。刘大悲和张凤举两位先生听说我们到了,便来旅馆访晤,商议举行画展的事。我们当天就去拜访李石曾先生,报告有关画展的筹备情形。

  不料第二天忽然接到李先生一封信,说他即日回国,展览会的事以后请与顾维钧公使接洽。经费预备两万元,由他负担一半,其余所需的款项,叫我们去请顾公使设法。

  一看这信,我们惊骇慌乱,手足无措,四个人商谈的结果,只好一同去拜访我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先生。顾先生看了李先生的信,也很讶异,因为李先生对他并未交代,他当然无法做任何的承诺。

  当时钱昌照先生担任教育部次长,我们写信请他设法接济。钱先生很帮忙,由教育部拨寄了一笔钱来,使展览会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法国政府买了我们十二张画,成立一个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拿到这一笔售画的款子,经费问题方始解决。

  5月间,展览会在巴黎举行。因为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现代美术介绍给法国人,因此非常轰动。报章杂志均以巨大的篇幅加以报道,推崇备至,评论极佳。

  开完展览会,我们又匆匆动身到伦敦。徐先生这一趟到伦敦,是为了临摹一张西班牙名画家佛拉斯盖司所画的《维纳斯与镜》,这幅画很有名,徐先生临了十天左右便告完成。熊式一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英国最著名的水彩画家戈纳先生,这位大画家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仍精神矍铄。他邀我们到他画室参观,我们见到了他的模特儿,非常漂亮。后来有一天,戈纳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他结婚了,新婚的夫人便是那位绮年玉貌的模特儿。

  我们的意大利之行,是因为意大利国立米兰博物馆馆长,听说我们在巴黎举行画展获得极高的评价,便写信邀我们到米兰举行展览。这次邀请,对国家、对徐先生本人都是很光荣的事情。

  好友孙佩昌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这幅名画所画的是《圣经》故事之一。伦勃朗画中的大莉拉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提着头发,参孙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剑正插在他的眼中,鲜血淋漓四溅。包围他的敌军,脸上有骄矜、狂暴、惊惧、狰狞,种种复杂的表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疑为鬼斧神工。

  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间,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足足花费了十多天。完成了临画的工作,我们从柏林启程再回意大利,因为苏联对外文化局已与我国驻苏使馆商洽好,邀请我们到苏联去举办画展。

  于是我们再坐火车,穿过瑞士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由热那亚乘船,经地中海、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再从奥德萨换乘火车,北上莫斯科。

  展览会在莫斯科博物馆正式揭幕,颇有一番盛况,接连一个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收到了比预期更为理想的效果。

  徐先生第一次在欧洲的时候,就知道苏联有一位人像画得极好的画家,仰慕已久,很想借此机会拜见他一次。但是官方的招待人员推说这位老先生早就退休,不愿接见任何人士。徐先生一再坚持要见。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对外文化局人员的陪伴下,到了这位大画家的家里,夫妇俩殷勤地出来招待,请我们参观他的画室和作品,看起来他的晚景相当凄凉寂寞。

  我们还认识了当时苏联的画家葛拉巴先生,他已六十多岁。见我以后他要求为我画一张像,我答应了。一共画了四天,完成了一帧半身的油画像,我穿着黄格子的洋装,戴宽边帽,围黄狐皮。据说这幅画后来陈列在莫斯科博物馆。画像完成,葛拉巴先生特地在我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素描,他在画上写道:“为纪念我们从1934年6月3日到6日的合作。”

  6月底,我们又应邀到列宁格勒举行展览。1934年8月,我们结束了二十个月的第二次欧洲之旅,返抵南京。

  分手

  回国以后,各方好友为我们这一次巡展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有一天戴季陶先生请我们吃饭,他在席上忽然问起徐先生:“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先生听了略微一怔,回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以前。”

  后来我请戴先生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不料他竟工笔为我绘了一幅《松柏长青图》,大家都诧异地赞羡不已。只是我捧着这幅画,想起我和徐先生的种种切切,在感激这位蔼然长者的诚挚祝福之余,不禁深心怅惘,慨叹不已。

  我和徐先生在经历了20多年的痛苦煎熬之后,终于1945年12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重大教授宿舍签字离婚。

  徐先生于1946年春买棹东下,回到上海,然后乘津浦路车到北平,就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于1953年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岁。

  在徐先生画室里挂着一副对联,那是他集前人句亲笔写的八个大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额是他的斋名:应毋庸议。

 

静笃轩链接的故事:

 

徐悲鸿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来源:四川在线

孙多慈自画像

  一

  2004年冬的一场大雪,给古老的北京带来一片洁白。我如约前往拜访一位著名画家,没想到,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文楼也去拜访,我们由此而相识,真是意外的收获。文楼出生于台湾,在台湾读完大学,如今是香港著名雕塑家,他曾协助徐悲鸿纪念馆在香港举办画展。他与徐悲鸿未曾谋面,却与徐悲鸿有着特殊感情。

  文楼告诉我:“我第一次到北京来,跟廖静文说,你不认得我,但是我们对徐悲鸿的事业很了解。我在台湾,怎么会跟徐悲鸿有联系。我就说,我是孙多慈的学生。她听起来感觉很惊奇。我上大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孙多慈教的。孙多慈老师是徐悲鸿的学生,那是我们都知道的,她时常给我们讲徐先生的绘画理念,徐先生的基本功训练,很多的方面。这样看起来,徐悲鸿等于是我的师祖了。”

  我正愁“踏破铁鞋无觅处呢”,只知道1949年,孙多慈随家人离开大陆到台湾。曾在国立北平艺专出任绘画系主任的黄君璧主持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聘请徐悲鸿的学生当教授,其中也有孙多慈。她去台后的行踪,虽略知一二,但难以窥其全貌。有幸与文楼偶遇,我问他,对孙多慈老师的印象如何。文楼说:“非常地温和,非常地文雅。她对学生很亲切,从来不急不躁。穿一身旗袍,人到中年,还是蛮漂亮的。”

  2005年6月的一天傍晚,在赛纳河畔的一栋公寓楼上,我和旅居巴黎的著名画家彭万墀一家人聊天。彭万墀是个热心的人,帮我寻访徐悲鸿和他老师达仰的往事。

  我知道他是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跟他谈过黄君璧,因为是他很熟悉的系主任。我突然想起,孙多慈也是黄君璧请到台湾师大美术系的教授啊,彭万墀会不会也认识呢?彭万墀一听就笑了:“你算找对人了,岂止是认识!”

  我忙问:“她教过您吗?”彭万墀说:“孙多慈先生就是我的任课老师。现在老师上完课就算了,像法国老师都不见得认识学生,但过去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亲密啊,孙先生就是其中的典范,一个好老师啊。”

  又是个意外的收获。我高兴地说:“我跟您联系这么长时间了,因为台湾师大美术系的教授很多,没想到您会是孙多慈的学生。”彭万墀宽容地一笑:“你也没问过我啊。孙先生教我的那一年,大概是1962年吧,她刚到美国去。回来之后,到学校来上油画课。她看了我的画觉得很有兴趣,就常常到我的工作室来,我也到她的工作室去。这样,就有一种特别的师生感情,她很关心学生,喜欢勤于画画的学生。”

  “那时,我到孙先生的工作室去,看到过徐先生送给她的书,还看到过徐先生给她做出国担保写的证明。传闻徐先生给她的素描打很高的分数,孙先生画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的确非常的好啊。也有传闻,孙先生喜欢徐悲鸿先生,徐先生也喜欢孙先生,他们师生之间,很可能有一种机会结为夫妻的。当时我也不敢问孙先生,她是我们的老师啊,而且当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徐悲鸿曾为孙多慈的消沉而焦虑,他并没看错,孙多慈确实是个画才。她痛定思痛,依照徐悲鸿的嘱托,重又拿起了画笔,至死没有放下。台湾女画家中,极少有像孙多慈那样,能画大幅主题油画的,如《天问图》、《春城无处不飞花》、《孔子画像》和《黄兴马上英姿》、《黄兴与夫人徐宗汉》等,被台湾历史博物馆、华冈博物馆和大成馆收藏。她的画浑厚而深沉,专家称她继承了徐悲鸿的衣钵真传。

  画家杨先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讲学,当他在海外查阅徐悲鸿资料时,认识了孙多慈在美国的一个侄女,人长得很清秀,真的有照片上孙多慈的样子。“她给我讲了孙多慈的事。孙多慈难道不是悲剧吗?是悲剧啊。她因为乳腺癌,到美国治疗两次,住在吴健雄家。吴健雄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她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两个杰出女性,什么话不说呀。最多谈的,恐怕就是对徐悲鸿的遗憾了。孙多慈得了癌症,闷闷地死去,大概和她感情没得到圆满很有关系,她老想徐悲鸿啊,老是愧疚啊。”

  在廖静文面前,我谨慎小心地提到孙多慈,这个徐悲鸿真心爱过的女人。廖静文却并不回避,她感慨地说:“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和悲鸿再见一次面。人家告诉我,她听说悲鸿死了,关了门哭了三天,后来为她的老师悲鸿戴了三年孝。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孙多慈曾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作访问学者,在徐悲鸿留学的地方流连忘返。她也曾前往新加坡,受到黄曼士款待,在江夏堂体味徐悲鸿办展义赈的民族情感,了解徐悲鸿接到她的信的真实情境,化解烽火岁月的误解与怨恨。她到美国看望旅居纽约的王少陵,在客厅悬挂的玻璃镜框里,看到徐悲鸿的一幅手迹,怦然心动。

  王少陵告之,当年他去北京,返美前去徐悲鸿家告别,正在写字的徐悲鸿,要画幅画送他,但赶飞机来不及了,他就要了这幅墨迹未干的诗,由徐悲鸿题上了字:“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小诗录以少陵道兄悲鸿”孙多慈一字一字读着,心酸难抑,泪水夺眶而出。

  孙多慈当然熟悉,这是徐悲鸿赠她的。她曾寄给徐悲鸿一颗红豆和一条绣着“慈悲”两个字的手帕。徐悲鸿即以《红豆》为题赋诗三首,寄还给她。徐悲鸿写给王少陵的是第三首。之前还有两首。其一: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其二: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诗句还在,锦书难托,已经是天地相隔,只有无尽的遗恨。

  1975年1月,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知情者说,孙多慈的深厚修养,无法驱散她刻骨的忧郁,这才是她患癌症的真正原因。

  二

  1949年蒋碧微到了台湾,和张道藩公开同居。蒋碧微虽然自己说,离开徐悲鸿她是多么幸福,离婚时徐悲鸿多么计较,但徐悲鸿送给她的这许多画作,毕竟支撑了她晚年的无忧生活。

  徐悲鸿侄女徐雪说:“蒋碧微那么骄横,你说她也蛮可怜的。她这一辈子,实际上从来也没结过婚。她跟徐悲鸿,两个人私奔的,根本没结婚,没办什么手续。徐悲鸿跟廖静文好了,不是要跟蒋碧微断关系吗?沈均儒大律师,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说你们不存在什么关系,你们又没结婚。为了不拖泥带水,徐悲鸿还是登了个声明,脱离关系。蒋碧微跟张道藩,也是同居关系。同居这么多年,还是个情妇,没一个名份。”

  195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分手。徐静斐忿忿地说:“张道藩不是答应六十岁跟我母亲结婚吗?到了六十岁,张道藩请了许多客人,给我母亲办六十大寿。祝寿的热闹结束了,把客人都送走了,我母亲就问他,几十年以前,你不是答应吗,六十岁跟我正式结婚,今天我已经六十岁了,你应该兑现你的诺言啊。张道藩不表态,不吭气。我母亲是有脾气的嘛,一生气,就跟张道藩大吵一架,以后就分手了。”

  有关他们的分手,又有另一种说法。张道藩的法国妻子苏珊,曾发现张道藩与蒋碧微的隐情,要他断绝关系,被拒绝了。苏珊只得带着女儿远赴澳大利亚,他们没有签字离婚。蒋碧微如此要强,却也委曲求全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如同一个真正妻子照顾张道藩。那一年,苏珊突然回到台湾,张道藩提出签字离婚,苏珊却说:“你不爱我,是你的事,我爱你,难道犯法吗?如今我老了,你使我痛苦多年,我也不让你好受,我不会签字离婚的!”

  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苏珊似乎有了高人指点,跑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请他主持公道,不然她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当然拎得清。蒋碧微自尊心受到的损伤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春梦乍醒!

  蒋碧微从“院长官邸”搬回温州街独居。从那之后,画家王农时常去蒋碧微家拜访,蒋碧微要卖徐悲鸿的画,也托王农找人联系。王农是个京剧票友,而蒋碧微喜欢热闹,有时到剧场去坐坐。王农说:“我每次唱戏都要给蒋碧微送票去,她有的时候来看,有的时候在麻将桌上理都不理我。有一次我唱戏,我在台上,她就在第一排,大声地笑起来,笑的声音响啊,她比我还精彩。我在台湾唱戏,她是我的基本观众。

  “她平常画展不大看,因为婚姻的失败,所以对美术比较排斥。我开画展当面送帖,她果然来了,还买了一张画。我跟她很熟,不是徐悲鸿的关系,是她有些事托我办。后来她把她的收藏拿出来展览,有徐悲鸿三十多张画,还有其他的画,是靠徐悲鸿的关系她让人画的,但都不是精品,卖不动。过了两年,她就过世了。”

  曾跟随徐悲鸿出国留学的蒋碧微,学过小提琴也学过法语,是否成功不敢说,但与中国传统妇女总把孩子放在首位不同,蒋碧微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孩子任其生长,绝不因孩子而放弃个人幸福,颇有西方新潮思想。

  然而世事难料,对张道藩爱得死去活来的蒋碧微,并没抓住她最后的幸福。步入晚年的蒋碧微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备感孤寂。在台北的蒋碧微,与子女只能在照片上见面了。徐伯阳说:“听说我母亲老想我们,我们的照片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到台湾跟张道藩生活十年,就分开了。她有18年是一个人过,听说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老太太,只有打麻将消磨时间。她是很坚强的,晚年过的很凄惨。”

  1968年6月,张道藩去逝,终年71岁。十年后,1978年12月,蒋碧微也去世,终年79岁。她对徐悲鸿指责甚多,对张道藩却无一微词。

  一位著名画家研究蒋碧微得出这样的结论:蒋碧微回忆录合订本,《我与悲鸿》占三分之一,而《我与道藩》占三分之二。前一部纯粹叙事,后一部情深意长。

  曾在徐悲鸿家当过保姆的刘同弟说:“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听蒋碧微讲的。说句良心话,虽然他们夫妻是离开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当然她不讲,我看她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

  刘同弟形容,蒋碧微说徐先生走了,面色凄然。

  三

  1994年6月,徐悲鸿画展终于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徐悲鸿长子徐伯阳、次子徐庆平以及女儿徐芳芳应邀出席,轰动一时,开创台湾历史博物馆参观人数之最,每天上千人之多。从小学生到老年人,普通民众怀着少有的兴趣前来参观。人头攒动,展厅空前热闹。老馆长陈康顺告诉我们:“当时我们虽然估计会有人来看,可是参观徐悲鸿画展的人这么踊跃,出乎他们的预期,真的没想到!”

  在徐悲鸿画展上,最受欢迎的人,就是衣着典雅的廖静文,她受到了明星似地追捧。徐悲鸿的传奇故事,人们并不陌生,都想一睹徐悲鸿夫人的风采。连警卫人员都说,展览馆以前还没看到这么拥挤的。廖静文一出现,就被人群紧紧包围了,争相与她合影,照相机闪光灯此起彼落。人们争购徐悲鸿画册,请她签名的队伍排得很长。
 
  在展览日程中,本来有一天是游日月潭。主办者希望,在紧张的开幕式与应酬之余,请廖静文看看台湾风光,也放松放松。廖静文原先也是同意的,台湾来一趟不易,而久闻日月潭的自然之美,置身其间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她看到,观众如此热情,临闭馆也不肯离开,就对陈馆长说,日月潭就不去了,我还是守在画展上吧。一连几天,廖静文都在展厅,接受媒体访问,给观众签名留念。直到离开台湾,日月潭都没能去成。送别时,主办方很过意不去,廖静文说,我很满足了,悲鸿的艺术能在台湾这么受欢迎。

  当时配合画展赶印的徐悲鸿画册,深褐绒的封面,厚实的纸页,连同精美的印刷,在台湾首次集中了徐悲鸿的生平与代表作。让陈康顺馆长没想到,几千本很快地就卖完了。后来这本徐悲鸿画册一版再版,新任馆长又有再版计划。这是台湾岛内第一个大陆名家的画展。

  四

  不知是否天意,孙多慈、蒋碧微、廖静文,这三个不凡女性,都曾在台北街头走过。有先有后,有笑有泪。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记下与徐悲鸿的感情联系。无疑,她们选择的方式,都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徐悲鸿的真实角度。

  此前,主持徐悲鸿纪念馆的廖静文,已在新加坡、印度和香港地区举办过徐悲鸿画展,而台湾之行,最使廖静文念念不忘。

  走过一个世纪的徐悲鸿,似乎仍奔走在海峡两岸之间。他所牵引的一种情怀,一种民族的、文化的、品格的情怀,穿越时光隧道,感动无数人。

  廖静文从到北京大学旁听的那一天起,就立志为徐悲鸿立传。一大摞初稿毁于文革造反派的抄家,此后她又重起炉灶,继续写作,直至写出长篇回忆录《徐悲鸿一生》,1982年发行第一版,首版50万册。如今这部书累计发行80多万册。她试图以自己的角度,解读一位跨越时代的绘画大师,其印数最好地说明了徐悲鸿的知名度。

  坦白地说,我在访问这位83岁老人之前,耳根旁也刮过许多的议论。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和廖静文长谈,陪她到故居去寻找往昔生活的痕迹,逐步地了解她的情感世界,触摸到她的痛苦、哀伤与戒心后,我发现,在那些引起外界非议的种种词藻的背后,她在保护徐悲鸿艺术的大事上,常常有惊人之举。无论是以往中国的政治运动,还是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她的行动已足够份量,其实远胜于她的语言。

  而蒋碧微被人同情,首先在于她的文笔。

  也就是说,塑造蒋碧微形象的,是她回忆录的语言。蒋碧微自己,连同1965年起帮她整理文字的章君、杨兆青,两位极棒的台湾主笔,是用一种直接述说,一种与当时我们习惯的“大陆腔”所完全不同的述说,对蒋碧微作了彻底包装,博得四溅泪花,尤其是女性共鸣。虽然按蒋碧微亲人的说法,全是别人代笔的。

  蒋碧微聪明之极,生活中她绝对不饶人,有众多知情者为证。但回忆往事,她却是个弱者的角色。对于徐悲鸿与孙多慈,她似乎得理不让人,还有些事出有因。而她指责徐悲鸿与廖静文,就很荒唐了,此前她与张道藩海誓山盟,情书不断,已然失去指责的资格。她拎着徐悲鸿一大袋钱和一百幅画扬长而去,却让你觉得可怜,这叫哀兵必胜。其实,可怜的是善良的徐悲鸿,他一次次被蒋碧微逼至墙角,不曾回手。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蒋碧微能把手头所有徐悲鸿的信,哪怕一张小纸片,也像保存徐悲鸿画一样保存到晚年,这让人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微妙,虽然各奔东西,却是藕断丝连,台湾愿意出她与徐悲鸿的书,其实也是一例。蒋碧微回忆录对徐悲鸿不是一味贬低,尤其是徐悲鸿在欧洲求学的刻苦,以及她很反感徐悲鸿只顾画画的痴迷,还有她与徐悲鸿在生活细节上的分歧与矛盾,毕竟保留了青年徐悲鸿的形象。

  当我们考证蒋碧微笔下的徐悲鸿,与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似乎大相径庭。细细一想,她们写的,其实都是真实的徐悲鸿。

  蒋碧微说的徐悲鸿,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边爱人而疯狂学艺,倔犟,自恋,偏执,这是一个年轻时候的徐悲鸿,一个未被认可的艺术家。而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这是一个晚年的徐悲鸿,一个功成名就的绘画大师。

  假如蒋碧微遇到的是晚年徐悲鸿,他们婚姻会解体吗?

  孙多慈,是与悲鸿生命有关的这三个女人中,唯一没写回忆录的一个。我们看到她画册的自述,知道她的遣词造句真是漂亮。

  而她与徐悲鸿相逢,不在徐悲鸿的奋斗之初,也不在徐悲鸿的成功之巅,而恰在徐悲鸿人生的中年,也是徐悲鸿艺术的盛年。了解她,有助于了解徐悲鸿那一段的情感世界。孙多慈无言,不免让我们有些遗憾。

  也许她没必要再写什么,因为她的职业离徐悲鸿最近,本身就是一篇绝妙文章。说到底,站在画板前或站在课堂上,都没走出徐悲鸿事业。而她留在博物馆、纪念馆与展览馆的巨幅画作,已把她的人生敲碎了,融入其中。

  我只能相信是一种天意。

  这三位美丽女性之所以有悲欢与痛苦,因为她们面对着不同时段的徐悲鸿。而徐悲鸿之所以有痛苦与欢乐,因为他面对着不同的女人。

  而她们,只能在徐悲鸿生命中各占有一段。

  按一般人来看,能与一位伟大画家有缘,就已经是一种福份了。这三位美丽女性被人们认识与关注,说到底还是由于徐悲鸿。

  (摘自《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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