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种的中国文人画——文人绝迹辩

讲古斋  来源 : 天涯网站

 

  前些日子,与美术界友人说起文人画的话题。我友属于怀揣极端的复古理想的人士,每每说起当今的画坛,总是慨叹古是而今非,竭力主张复古中国文人画。为给友人泼点冷水,讲古斋提出一个谬论,大可不必复兴中国文人画,因为中国的文人已经绝种了。说完讲古斋自己倒吓了一跳,何以出此狂悖之言。但仔细想来,也还觉得有些道理。所谓文人画,就是文人们所作有文人气的画。画者须为文人。既然文人已然绝种,自然也就不会有文人画了。文人绝种的话近乎偏执,容易招惹是非,说是绝迹显得柔和些。


赵孟頫《滚尘马图》现藏上海博物馆

  何谓文人,顾名思义就是有文化而又干文化事的人。然而,怎么样才算是有文化,却是极不确定的概念。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未解其中之味,不能算有文化,有的人虽然饱读诗书却满身铜臭一肚子男盗女娼,也算不得有文化。即使算得上有文化,还得从事文化事。读了一肚子圣贤书,干的却是打家劫舍的勾当,不是文人。而什么样的营生才算得上文化事,更难说得清。同在一个大学里教书,有的人本分做学问自然当得起文人名声,而有的人营蝇苟利斯文扫地,即使他是教授也觉得跟野兽差不许多。所以只是表面上从事文化界的职业还不行,文人须要有文人的精神,用时下通用的概念就是人文精神。

  文人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概念,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存在这样一个群落,这个群落的人士以文化为职业,以社会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对象,终生以书为伴,读书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的文人群落。中国人对这个群落的人称谓很多,书生、读书人、知识分子,不一而足。为了更好地理解文人这一概念,按讲古斋的习惯,我们从古来说起。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人群落应该是东周以后形成的“士”阶层了。周公订立的分封制,将贵族划分为诸侯、大夫、士几个阶层。诸侯又是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诸侯即有封地。大夫是为周天子和诸侯封国服务的贵族集团,一般是低等爵位的贵族或士担任,高级大夫也有封地。“士”则是没有爵位的贵族。士的形成有个过程,后代的士,一般是诸侯世袭的产物。诸侯爵位的世袭,也施行嫡长子继承制。贵族爵位世袭给嫡长子,其他子嗣一般按低一级爵位分封。不断世袭,代代裂土分封,到了男爵之下,已是无爵可封,无地可裂。这些无爵无封地的贵族,就是“士”。但是“士”也是贵族,也有贵族的特权,这个特权就是文化权。士掌握文化,进可以为“仕”,就是为周天子或诸侯、大夫服务,可以为大夫,甚至因功而封爵,改变士的身份。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由来。

 

  到了东周,周公分封近五百年以后,“士”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成为主宰周天下的社会中坚力量。春秋战国几百年历史,说是诸侯争霸争雄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士阶层表演的历史大舞台。这些士,或者游说诸侯,左右政局,或者自成一家,著述立说,教化天下。诸子百家,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无论是阴阳五行还是许慎的农家,莫不是“士”。“士”群落的发育和成熟,是春秋战国社会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士”成了社会的主宰。春秋时期的鲁国,都城陬邑也就是现在的曲阜,人口不过几万之众,孔子门生高峰时就有几千,而且这些弟子也都不是等闲人物,连鲁大夫孟孙氏都是他的学生,可以想象孔子一个喷嚏,整个鲁国就要感冒。孔子离开鲁国,带着学生浩浩荡荡周游列国,在卫国时几乎左右了卫国局势,甚至有的弟子怀疑孔子有意要取卫君而代之 。“士”的崛起,使当时社会形成了诸侯“养士”的风气,能否得士,得士多少,成了衡量诸侯实力的标准。齐国的孟尝君就以养士而闻名,为招养士几乎到了低声下气的地步。冯援应该是一个既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实际能力的士,来到孟尝君门下,先是埋怨吃饭没有肉,孟尝君赶紧给他提高伙食标准,有了肉吃又抱怨没车坐,孟尝君又赶紧给他配车,有了车又觉得住的房子太小了,孟尝君又屁颠屁颠地给他换了别墅住。孟尝君是当时齐国的实际主宰,在这里老板却成了穷酸书生冯援,孟尝君象是跟班的。到了战国后期,士的作用就更大了,苏秦、张仪两个师兄弟导演了战国末期的十几年历史。苏秦自己挂六国相印,就是把关东六国的公章揣在自己怀里,在齐国跟人家的王妃勾勾搭搭,俨然成了六国诸侯的太上皇。

  春秋战国的“士”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人群落,对中华文化有极大的影响力。诸子百家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是显而易见,后世的许多人言必称先秦就来源于此。自秦以后,再经两汉,历代统治者也都意识到,在皇权之外存在一个文化集团,文化权力与皇权在不断的博弈中,既合作又分离。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是力图消灭法家之外的百家学说,而真实的目的不外是消除“士”阶层对皇权的威胁。汉武帝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根本上还是对以儒生为代表的“士”阶层的一个妥协和利用。

  魏晋文人应该是春秋战国“士”文化精神最忠实也是最后的继承者。魏晋时期的文人群落,真正是特立独行的一群人。他们继承了先秦诸子百家对天下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同时更偏重对自身价值的关注,因此也是注重个性解放的文化人群。就是这群特立独行的人,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难企及的文化。嵇康一曲广陵散,之后再无音乐。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至今也是天下第一行书。今天的书法者,不临魏碑不算懂得书法真谛。著文作诗,不具魏晋风骨,就味同嚼蜡。今天的中国文字,自魏晋以来,从字体到笔画就没怎么变过,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汉字还是魏晋文人为我们画定的。

  说来奇怪,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思想的繁荣鼎盛,都处乱世。春秋战国不必说了,魏晋时期也是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其实,春秋文化的昌盛,是武王伐纣立周之后,承平盛世五百年的文化积聚,才成就了孔子和老庄。自秦以后,两汉又是几百年,也是近五百年的积累,促就了魏晋的文化繁荣。民间常说,历史上五百年出一个大人物,其实五百年出的不是秦皇汉武,而是文化的集大成者,这个集大成者不是哪个圣人,而是一群文化的大师级人物。


  魏晋之后,历经南北分裂,五胡乱华,传统上作为贵族的“士”阶层,就彻底消亡了。但是,“士”的文化精神并没有被消灭。自唐以后,随着唐科举的兴起和儒文化的发展,一个新的文人群落代之而起。这个新的文人群落,就是“儒生”,儒者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传承者。盛唐几百年的积累,虽经五代十国战乱,至宋,又呈现了文化的繁盛景象。儒学的发展,虽偏于理学的禁锢,但催生了儒生集团最终成型。宋以后,明清以来,儒生成了中华文化延续的主流。

  儒生群落毁誉参半,特别是清亡民国兴,国人把中国积贫积弱归咎于儒家,也自然不放过儒生们。新文化运动,学习了西方思想的新文人,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对以儒生为代表的旧文人大加鞑伐,一个新的文人群落诞生了,以西方的概念,这个群落叫“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应该也是那种五百年才出的人物。讲古斋常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是被我们低估了,而那些大师们也应是被轻视了,再过多少年,当人们翻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谁又能说这些大师不是卢梭、孟德斯鸠式的人物。

  说到知识分子,年纪稍长些的人并不陌生。建国后,我们从阶级分析的方法,把他们划分为小资产阶级。一段时间,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总力图改造知识分子,要把他们改造为工农。最不济的时候,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跟蒙古人的元朝差不多。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后,为了给知识分子正名,我们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消灭作为独立阶层的知识分子群落,使之融于工农。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记得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倒不能归功于文化革命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治上的改造,并没有使知识分子消亡。使知识分子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的,还是市场。文人自己消灭了自己。

  要说文人已经消失,很多的人估计不服。毕竟现在有文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讲古斋读大学时,大学还是象牙塔,一百个应届生也就有一两个考上。现在,大学多了,又不断扩招,升学率百分之八九十,遍地都是大学生,怎么能说文人消失呢。古往今来,文人之所以成其为文人,除了有文化读过书之外,最重要的还得有责任有担当,有那么一种文人的精神。何谓文人的精神?

  首先,文人应该是独立的,如果不能在经济上独立,精神须得独立。现在的文化人,不能与春秋时的“士”比,那时的士人总还有点封田,即使没有,找个诸侯还能给些食禄。也不能与古时的儒生比,古时的儒生大多有点祖业,即使没有,卖字,开个塾馆,也能谋生,不必为五斗米折腰。现在的文化,如果不商品化,就不能变现,文化人总得要找个谋生的差事,只要能谋生也就顾不得文化不文化了,经济上独立难,但精神上要是独立的。当时下,一个教授拿了人家的润笔费,什么伪科学的文章都敢做,什么厥词都敢放,把学问当商品卖了。这就谈不上独立精神了。

  为了体现独立之精神,就须得保持批判的态度,而文人所独具的批判精神,正是社会公义人间正道的保证。任何一个社会要健康有序的行进,需要一个文化力量的评判,如果这个文化力量缺失,就会导致社会功利主义盛行,功利取代文化,就是我们所担心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弊端大行其道。现在的人们,不管有没有文化,有谁还有点批判精神呢,讲古斋未见。

  文化人要正确行使对社会的批判,就得有对社会对人类的关切,有所谓的人文精神,起码得有人文理想。宋儒张横渠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点要求太高,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只扫门前雪,心中既无天下,又无黎民,甚至老婆孩子都不顾,这样的人文化再高,又怎么与古之文人可比。时下社会风气,谁有理想跟稀有动物差不多,成为别人取笑的话柄,谁还敢说自己有理想。而没有一点理想和精神的人,一旦为官必是贪官,一旦经商即是奸商,就是为民也是刁民。

  中国人对文人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一个极妙的称谓就是“读书人”。这个称呼贴切的很,孔乙己每被人揭偷人书的短处,便涨红了脸说读书人的事,窃书算不得偷。孔乙己先生很清楚,自己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总不同于不读书的人。鲁迅先生笔下的文人就这般的邋遢和不济,谁还敢说自己是文人。眼下,文人成了一顶不雅的帽子,谁要说你是文人,恨不得回道:你才是文人,你全家都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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